后来，随着商鞅变法的成功，秦人真正的将战争的锋镝指向了东方。从此，楚泽秦关蜂起乌合，九商七于豖突狼嚎。公元前312年春，为报张仪诈楚之仇，楚与秦战于丹阳，楚军大败，被秦“斩甲士八万”。屈丐、逢侯丑以下将领70余人被俘。秦又借机逆汉水而上，一举占领汉中诸地。怀王怒不可遏，乃悉国兵复袭秦，双方战于蓝田，楚军又遭大败。怀王三十年(前298)，秦发兵出武关攻楚，又一次“大败楚军，斩首五万，取析十五城”。公元前292年，秦将白起拔宛，宛西以下诸城尽为秦军占有。自孝公十一年(前351)“城商塞”，秦二十二年封商君，以至于白起拔宛，总计时间不过59年。这些辉煌战绩的取得，不正是当年秦孝公、商鞅君臣立足商于窥视楚地的高层战略设计的目标所指吗？显然，侯先生“置重臣商鞅于虎口”的担心是完全没有必要的。更何况楚文王元年(前689年)，楚都已由丹阳迁至郢，丹阳已不再是楚国可靠的后方。侯先生说，楚一再在加强析邑的国防力量，但是后来发生的一系列战争，都证明击破析邑如同摧枯拉朽，析邑并不是固若金汤的坚城。至于“于商”、“邬商”、“商(于)”等名称的前后变换使用，可能是经传典籍在注疏过程中，各家观点认识的不同，交流讨论的方式落后，信息传递的隔膜等原因所造成的，似不必为据。对此，今天的我们完全没有必要为此而过分较真。更何况你无论承认它的存在也罢，不承认它的存在也罢，于邑——它都仍然真实地历史地存在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