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古籍善本在拍卖场上的日益火爆，朱批奏折正在成为文物收藏投资的一个热点。日前台北故宫推出了一种纸胶带，上印康熙的朱批：“朕知道了”，引起两岸热销。因其独具的历史文献价值，越来越多的清代奏折从民间的故纸堆走出，现身艺术品拍卖市场。
奏折折射皇帝专制玄机
清代官吏向皇帝奏事的文书，因用折本缮写，故名“奏摺”，也称“摺子”。奏折按其内容可分为奏事折、奏安折、谢恩折及贺折四类，其公文程式各有不同。在康熙及雍正初年，奏折并无一定规则与程式，也未列入国家的正式官文书之内。京内外官员，不论官职大小，只要得到皇帝的宠信和特许，即使是微末之员，甚至寺庙的住持和尚，也可以上折奏事和谢恩。
奏折用纸多用榜纸、本纸和毛边纸，统称素纸，均为竹纸。当时宣纸名贵，臣僚平常呈奏用不起宣纸。奏折长约22厘米，宽约10厘米，每折12行，半页6行，每行20字。折面居中书一“奏”字。乾隆以后，奏折格式有严格要求，并规定中央各部院堂官、科道等言官及地方两司以上大员，方有权具折奏事。具折人须派专差或通过驿递，直接送达宫门呈进，由皇帝亲自拆阅并用朱笔批示。
古籍善本专家拓晓堂介绍，清代奏折从明代朝廷上奏文件发展而来。
明朝的最高上行文件包括奏本、题本及揭贴三类，奏本无官印；题本及揭贴是上报给皇帝的普通公文和紧急公文，都必须有官印。通常有固定格式，如每幅十二行，每行二十字，平行十八字，其中两个字的位置专门留给皇上批字用。这三大类明代文件现存世仅约3000件，民间尚未有发现。
清朝入关之初，沿袭前明旧制，官员有事报告皇帝，公事用题本，私事用奏本。题本盖印，奏本不盖印。题奏本都由通政使司进呈，在皇帝阅批之前，内阁大学士已经“票拟”过。这两种文书都是公开的，不利于下情上达；而且题本办文程序繁琐，还容易泄密。雍正年间，张廷玉把奏折制度化，稍微重要一点的事务，地方官员都先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但奏折中的朱批内容，不得写入题本。题本由此成为官样文章，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成为主要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奏折刚产生时，有资格使用奏折的官员不太多。雍正践祚之后，内苦于宗室诸王的讪谤排挤，外困于满汉大臣的朋党倾轧，急于求言，故放宽了臣民专折具奏的范围和权限。到后来，有权上奏折者多达千人以上。
为保证奏折内容不泄漏，“劳模”皇帝雍正制定了一整套保密制度：撰写人须亲自书写，一般不许他人代笔，写成后不得外传，否则治罪；由宫中制作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督抚以上大员的折子，派专人送到大内乾清门，交内奏事处，直达御前，而不像题本交通政使司转呈；一般官员的折子，亦差专人送到雍正指定的亲信大臣处，由他们代呈，代交人当然无权知道折子的内容。雍正帝阅毕，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发回；朱批奏折定期收回由专门机构保存。
雍正经常利用奏折商讨政务。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摊丁入亩政策等，就是雍正与有关大臣通过奏折反复筹商后定下来的。
8000麻袋奏折
4000大洋卖出
由于清朝的严密完备的文书档案制度和清以后的重视与保护，大批清代奏折得以保存下来。据不完全统计，现存的清以后奏折总数有143万多件，其中汉、满文朱批奏折有71万余件；录副奏折72万余件。在朱批奏折中，主要为汉文奏折，有63万多件。满文朱批奏折有8万多件。分别藏于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和台北故宫文献馆。现存的清代奏折中，最早的折子为康熙十二年(1673年)，最晚的为宣统三年(1911年)，时间跨度为238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