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正是在密切关注这一往事的过程中，徐忠良意外得知老一辈文物学家1946年编纂《文物目录》一书，而且了解到这本书此后从未正式出版。他说：“作为一个出版工作者，一个古文献专业毕业生，我感觉到很惊讶，惊讶于自己居然不曾了解存在这么重要的学术著作，更隗疚于这么一部记录惨痛历史的重要著作竟然被冷落整整66年之久，不曾公开出版。”
正是在此触动下，徐忠良萌发了正式公开出版《文物目录》的想法。此后，他又了解到1981年国家文物局曾组织刻写蜡版，油印100部，分送国内各大图书馆、博物馆和设有文博专业的大学保存，但经查核，这批油印本几乎散失殆尽。而中西书局费尽周折，终于找到了仅存的孤本，才打开了这段尘封已久的历史记忆。
故宫博物院学术委员会主任郑欣淼说：“在抗战以后，日本归还中国文物得情形令人失望，抗战期间日本劫去我国的文物，胜利后曾先后归还一些，后来从1950年到1956年，日本先后归还了六批，交还给了在台湾的国民党政权，保存在台北故宫。日本归还的这些东西，杂项物品多，真正的文物是相当少的，有价值的甚少。追索海外流失文物还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大多数学者同时还指出，《文物目录》一书中囊括的只是有据可查、铁案如山之劫掠文物，而日本方面通过其他未知渠道劫掠的中国未知文物还有千千万万。
中国文物学会原会长彭卿云建议，对日追讨流失文物是—项艰巨的任务，应该将中国官方和民间的力量相结合，编纂出一部中国文物保护史。中国文物学会顾问李晓东认为，追讨海外流失文物必须要找到系统的依据，应该整合官方和民间的资源，建立一个较为系统的流失海外文物数据库。（新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