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齐谢赫提出的中国画的绘画“六法”，第一法也是最重要的一法，就是气韵生动。笔墨和空白的画面虚实统一关系，是历代画家追求气韵生动的创作美学准则之一。中国绘画与西方绘画在画面视觉上的最大本质区别，是对画面空白的处理。中国历代人物、山水、花鸟等作品，画面均留有大量空白，这不仅是画意的需要，更是人们崇尚空灵思想精神的需要。“疏可走马，密不透风”说的就是中国造型艺术的构图美学。不着笔墨的画面空白可寓意天，可寓意水，可寓意云，调整了画面空间的气息，是画“透气”的地方。而乾隆把这些空白都用印章敲满了，没有了流动的气韵，这就是死画一张，失却了风采。
分析原因，我认为乾隆对汉族文化的理解有失偏颇。他妄自尊大又肆意妄为，随意处置认为是他自己的任何东西，确确实实破坏了他人艺术作品的完整性。他几乎把宫藏的作品题了个遍。曾被他“凌辱”过的古代书画作品有晋王珣所书《伯远帖》、唐人摹本《王羲之姨母帖卷》等等，不胜枚举。后人在他过手的书画作品中，已看不到清雅、萧逸、淡泊的文人格调，留下的只是呼吸淤堵、暮气沉沉的笔墨痕迹，难以让人获得真正的艺术欣赏，也难以让人获得审美的愉悦。
广东省博物馆研究馆员朱万章：
明朝开始就有名家题跋
诗书画印相结合是中国画特色
说题跋是从乾隆开始开创的风气，我不敢苟同。事实上从明朝开始，包括文征明、董其昌等人，都既是书画家，也是大鉴藏家，今天存世的许多前代名迹上都有他们的题跋。这些题跋目前已成为研究这些大画家艺术理论、鉴定方法、鉴定水准很重要的资料。相形之下，乾隆的题字确实比较多、盖的章也比较多。但在今天，这些东西反而无形中增加了原作品的附加值，成了一件好事。我们必须得承认的一个现象是：在今天的拍卖行，只要有乾隆盖印的，即便这个画得不是很好，也是价值不菲。
留白对于传统中国画确实非常重要。所以历史上大多数的情况，可能会在手卷的最后专门留个地方来题跋，不太会写在画心的位置。如果说乾隆做的有点稍稍过分的话，就是他喜欢在画心题跋。但是就我目前见过的书画作品来看，说乾隆的题跋对这个作品造成了多么严重的破坏，我没有看到过。
另外需强调的是：中国画和西画完全不是一种表达体系。西画的画家通常只会在最不起眼的地方简单签个名。我们可以想象，如果一幅油画上写着一长串的英文或者法文字母，那会是非常不协调，毫无美感可言的事。但中国画，特别是文人画，它特别讲究一个诗、书、画、印相结合，这是一个与西画完全不同的文化风貌。也正是因为诗、书、画、印共同的存在，才构成了中国画独特的文化内涵和意蕴。在这个方面，硬是将中国画和西画做对比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故宫(微博)博物院研究员、国家文物鉴定委员会委员张广文：
古玉上刻御诗是破坏行为
现存清代宫廷玉器中，刻有乾隆题诗的古玉有很多。乾隆那个年代对古玉的识别和鉴定非常困难。乾隆根据《周礼》的记载，把新石器时代的古玉普遍认作是西周的，目前台北故宫所藏的一批新石器时期的玉圭就是例子，不仅年代搞错了，而且乾隆认为它不是圭，是尺。这些认识都以诗的形式被刻在了玉圭身上。
乾隆作为一个皇帝，“理所当然”地觉得宫里的藏品都是他个人财产，想怎么样都可以。当时的社会风气也是如此。从明代开始，很多的收藏家都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对自己的藏品进行品评。不过大部分人是在作品的附件上进行一些解读，或者将藏品放到匣子里，然后在匣子上刻诗——不过这样也有隐患，会出现藏品和附件分离的现象。乾隆的选择是将自己的考古探索和心得直接刻在古玉上。我分析他这么做的心理，一是他有独自占有这些东西的想法，二是希望自己的品评和作品共存亡。这样的做法客观上无疑对文物造成了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