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这恐怕是如今的安藤忠雄最经常念叨的一个词。你问他各种问题，他好像都有本事绕回到亚洲的机遇这个话题上来。
早在20年前，安藤就在《都市彷徨》一书里写道：“如同现在的西方文明一般，西方建筑也遇到了极大的瓶颈。在思索如何冲破这些瓶颈与障碍的时候，我想起了一些在年轻时曾去造访过的亚洲诸国里所感受到的‘能量’。而这些‘能量’似乎隐藏着那个可能有所突破的原动力。”
2001年美国发生“9?11”恐怖袭击后，安藤是最早作出反应的建筑师之一。他强烈反对在世贸废墟上建任何建筑物，而是提交了名为“镇魂之墓”的设计，希望用一处缓缓隆起的空白，来纪念城市的伤痛。可是他的方案被否决了。安藤由此更加确认美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说：“美国就是一个利益社会，肯定还是希望在原址大兴土木，重新再来赚取财富。以前，美国是世界的中心，现在亚洲时代已经到来。”
又是10年过去，眼下的欧美正经历严重的危机，这使得安藤谈起“亚洲”时底气更足，坐在他对面，你分明可以看到他眼中闪着自信的光芒，感受到他的豪情满怀。而最能代表当前亚洲所具有的“能量”的，无疑正是上海。安藤丝毫不吝惜对上海、对接受专访当天所置身的陆家嘴的繁荣与活力的赞美。这正是他近年频频来访并接受上海诸多项目委托的原因。甚至当被问及日本高速增长时期过度拆迁、大量新建因而混杂无序的一幕是否正在上海重演时，他也只是用一句“别忘了维护固有的东西”轻轻带过，全然没有显露出当年猛烈批判东京“巨大毁灭性能量”时那种锋芒。在解释震旦博物馆中的螺旋形楼梯时，他甚至说：“楼梯蜿蜒向上，视野越发开阔，象征着上海是宇宙的中心。”
此次上海之行，安藤除了为震旦博物馆——他在中国完成的第一个改建项目揭幕，还有一个任务，就是为3月17日将在梅赛德斯-奔驰中心举行的“万人演讲会”宣传造势。主办方估计当天会吸引超过1.5万观众，这对一位建筑师来说是空前的——2005年安藤曾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演讲会，当时有1.2万人参与。此次演讲的主题，据安藤透露，同样将围绕“亚洲”这个关键词。他是如此急于表达他的观点，以至于专访中数次在回答问题时“跑题”，滔滔不绝地讲起“亚洲的时代”，希望能通过媒体尽可能广泛地传达给年轻读者们。
仔细想来，安藤这样的思路也并不突兀，似乎自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知识界、文化界，一向就有一种惯性，在碰到西方的压力或者世界性的危机时，“自然而然”地想到亚洲的联合。安藤在《论建筑》一书里坦承年轻时深受哲学家和辻哲郎《风土》等著作的影响，1980年还为姬路市设计了和辻哲郎纪念馆。而和辻正是日本近代著名美学家、“亚洲一体”论倡导者冈仓天心的学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是和辻将冈仓英文著作中的思想传播给了日本大众。在他们看来，亚洲的联合、亚洲价值的核心，无疑是以中日为“轴心”的。
安藤对中国的最初印象并不好。上世纪70年代早期中日恢复邦交后，安藤曾独自来到北京旅行。他回忆说：“我被北京紫禁城那份压倒性的尺度与气势震慑住了。沿着很长很长的路往城的方向走，好不容易走到这个巨大的建筑物前。”这种巨大的尺度对于习惯“螺蛳壳里做道场”的日本建筑师来说，显得颇为压抑和疏离，“这么不寻常的规模就算亲眼见到，对我而言也只是对于中国这个国家的存在感到莫名地遥远”。紫禁城、天坛等在安藤看来更像是“让人感觉有很强权力象征性的建筑”，所以给他“一种不快的感觉”。那时的安藤，刚从火热的60年代走来，亲历了日本的“安保斗争”和巴黎的“五月风暴”，正热衷于自称“游击队员”，埋头做“城市游击队住居”之类具有极强反叛精神的设计项目，北京城及其建筑严格左右对称的布局以及封闭围合的构成，对他来说当然难以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