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40年后，中国终于成了安藤自我挑战的“战场”。“艰难的不是游说客户，而是需要跟上‘中国速度’。” 他说，“中国有个特别好的地方就是决定很快，每个项目定下来就马上去做。在中国，似乎非常简单。这个怎么做？就这么做！然后开始切实着手进行。”
如今的安藤，依然自称是“战士”，但这个“战士”似乎与早年的“游击队员”有所不同。“游击队员”倾心于反抗，对各种既定的秩序、制度、成规和意识形态都采取怀疑乃至否定的态度。那时候的安藤可以完全不顾业主的舒适度而设计自己认为有创造性的住宅，也可以为了实现自己的根本意图将项目扩大、预算超支，屡战屡败痴心不改。
而现在，这位年过七旬的老“战士”虽然斗志不减，依然充满创造的冲动，却似乎不再有那么强烈的反抗性。有时候你会觉得，他好像被“亚洲”这个概念迷住了，陷入进去——就像近代以来很多日本文化界、知识界人士对于“亚洲”的迷恋。曾经，在这个概念之下，他们怀着最美好的理想，或主动或被动地赞同了日本对亚洲的侵略——“大东亚共荣圈”、“大东亚战争”也是以“亚洲”价值为号召的。这种时候，他们的心目中往往只剩下那个理想的、极致的、唯美的目标，而很少去考虑达到目标的手段是否正当，是否会导致对罪恶的容忍甚至颂扬。安藤对日本政府的批判始终很严厉，对日本曾经的“愚昧行径和不善行为”也直言不讳地表示不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必须“回过头去反省、审视并调整做法与脚步”，以“改善与亚洲诸国的关系”。但在他对“中国速度”几乎无保留地赞美、对“亚洲”概念相当模糊的强调中，却难免让人有一丝不安，他是不是会为了突出“亚洲”的速度与力量，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亚洲各国非常具体的经济泡沫、政治积弊、民生困境？这会不会是一个更大规模的“魔鬼的交易”？
3月17日的演讲会或许是一个好机会，让我们可以进一步去了解作为建筑师的安藤，为心目中那个代表了未来的“亚洲”究竟规划了怎样的蓝图。
B=《外滩画报》
A=安藤忠雄（Ando Tadao）
我还是一名“战士”
B：去年你刚过了70岁生日。第一个问题是，70岁的你，还是一名老“游击队员”吗？
A：我觉得自己还是一名“战士”。如果你在工作中不保持这个想法，你就没有办法做好事情。当然，有时候身体不一定是“游击队员”了，但一定要有一颗“游击队员”的心。
B：“战士”和“游击队员”似乎是两个概念……
A：“游击队员”事实上就是在不同城市做项目的“战士”。所以在不同的国家、做不同的项目，就是不同的战场，无论在哪个战场，我都是一名“战士”。
建筑设计固然非常重要，但是建筑师拿的是客户的钱，必须要靠一个团队才能完成这个项目。所以，我把每个建筑项目都当做一个“战场”，参与其中的每个人想法都不一样，如何去协调好，这些我在六七十年代有非常深刻的体会。
另外，我觉得坚持也非常重要。就像王石先生，从上世纪80年代就开始坚持做自己喜欢的事业，这种坚持心非常重要。姚明就更不用说了，他身处的篮球场，本身就是一个战场。
B：你曾经设计过一个“城市游击队住居”，那是怎样一个建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