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的性格中，也有一股顽强的力量，不认输，不屈服，湘西人喜欢用“雄强”这个词来形容这股子劲。
的确，黄永玉又是“雄强”的。“文革”期间，有一次中央美院的“造反派”来揪斗他。年轻的学生用皮带头噼噼啪啪地抽打他。黄永玉任他们打，就是一声不吭，不喊叫，不求饶，不挣扎，不倒下，背上的血把衣服都浸透了。他仍然顽强地站着，心里默数打下的鞭数。“我一闪都不闪，就让他们打，他们打累了还让我跪下再打，其中一个人打了112下，一共是240下。”那一天还是黄永玉的生日。后来有人回忆此事说：“这真是一种震慑人心的雄强。”
“文革”结束后，黄永玉的一些朋友想替他找到那两个打他的人，“把他们收拾收拾”。黄永玉说了句：“算了，‘文革’的天底下，没有一家逃得过灾难，他们打了我，他们的家还是不幸的，没有一家逃得过的，你去打他干什么。”“那时候的孩子们疯了，每一个人都疯了。怪不得他们。”提及此事，黄永玉的表情依然平静。
“文革”结束后，在一次宴会上，黄永玉碰巧坐在了廖承志旁边。廖承志问他：“你讲讲，你怎么跟‘四人帮’斗争的？”黄永玉老老实实地回答：“我怎么敢斗争呢？我躲都来不及。但是我没有求过饶。”廖承志就说：“不求饶也算斗争。”黄永玉依然坦白对答：“我的政治头脑也不是很明确清楚的，如果当时‘四人帮’喜欢了我——比如江青喜欢了我，我也不晓得我会做多少坏事。幸好她没有喜欢我。”“现在回想一生，人应该坚韧一点，不要动不动就难过，动不动就痛苦。”也就是在最难的时候，他把当时最流行的政治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改为“一不怕苦，二不怕活”，对抗着扭曲的政治对人性的压迫。
黄永玉经常感慨，自己的“历史时期”怎么那么短？“像萨镇冰，清朝就当官了，经过北洋军阀、民国、抗战、国民党时期，又到了新中国，还当了人大代表；章士钊也跟他差不多，鲁迅骂过，又是毛主席的好朋友。我们呢，经过抗战、建国，怎么就老了？”
时光对每个人都是公平的。可是有的人被岁月销蚀得棱角全无，平庸乏味，而有的人却被打磨得更加锋芒，雄浑有力，黄永玉无疑属于后一种类型的典型代表。虽然被大时代大浪淘沙般磨砺的痛苦，又被几人知。
“可能是我们家乡那边的人天生是快乐的，但又是雄强爱斗的吧。我们从小就看杀头，对生死都看开了。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时候我都看书。不管怎么痛苦，有书陪伴。一本书就是一个好朋友，它教你一些道理，感染你，多角度地影响你。没有书本为伴，恐怕这一辈子不会活到80多岁，还能够快快活活的。”
“人哪，几十年来，有意思的生活少，没有意思的生活占大多数。其实大家的生活都是相似的，但是看待生活的眼光不一样，对待生活的态度不一样，处理也不一样。我既不悲观也不乐观。活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是了。要对得起每一顿饭，更何况这是个这么有意思的世界。能画画多好啊？老了也能画，不像从事体育或音乐，老了就不能做了。朋友看了你的画很高兴，还能卖钱。临死前一天画的画也有人要。这种职业上哪去找？”
“如果说我这个人有什么特别一点的话，那就是我没有恨，不像当时的政治提倡的那样，要恨谁，我没有。”黄老抽了一口烟斗，陷入沉思，半晌又缓缓追了一句，“不是我为人宽容才这样，而是因为我在真实的生活里面发现，人同人的关系不是彼此憎恨的关系。再说，到今天也没有空去恨，我有多少事情还来不及做、要赶快做。我现在都88岁了，我这个小说的人物要写到60岁，而现在才写到十几岁，怎么来得及？我花时间去恨他们干什么？英国有一个思想家说：‘不要想到报仇，因为容易影响你的判断力。’老想着报仇影响你对生活的判断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