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汪曾祺对黄永玉的木刻作品给予高度肯定和评价。他早在1951年就写下这样的话：“永玉的画永远是永玉的画，他的画永远不是纯‘职业的’画。”这个在日后的漫长岁月中得到了有力证明的评价，也显示了汪曾祺独特的艺术眼光。汪曾祺对黄永玉发自内心地赞美：“永玉是有丰富的生活的，他自己从小到大的经历都是我们无法梦见的故事，他的特殊的好‘记忆’，他对事物的多情的过目不忘的感受，是他不竭的创作的源泉。”汪曾祺给沈从文写信：“真有眼光的应当对他(黄永玉)投资，我想绝不蚀本。若不相信，我可以身家作保！”
“汪曾祺这个人特别聪明，他能够一眼看到我画画的一些问题，不是抽象，而是很具体地提出一些意见，所以我们两个人在这方面的语言很接近，就像是一个人的思想一样。我的画，只有他一个人能讲。”黄永玉写了很多故人旧事，但从来没有为汪曾祺单独写下些什么，外界不免想一探究竟。“很难写！他这个人啊，可丰富了。我知道他很丰富，但是要往哪里下笔又无从着手。”片刻，他又加了一句，“还有呢，有一段时间我们离得比较远了”。
“‘文革’开始后，汪曾祺被剧团抓了起来。他们单位派人来中央美院审问我，问我和汪曾祺什么关系，我说我们是朋友。他们说‘还是朋友！’就拿手里的康乐球杆捅了我几下。后来，他的才能在那个《沙家浜》得到另外的发挥，发挥出来也让我们高兴。小孩子们很高兴，在外面总是说‘我们汪伯伯是写《沙家浜》的’，兴冲冲地要去看戏，可是找他都没有机会了，也许是他太忙。”黄永玉的回忆淡淡的，听不出内心有什么波澜起伏。上海滩的那一对快乐青年，就这样渐行渐远。
“后来，‘四人帮’垮了，他到我家里来，可是，我们中间隔了太久，一下子让我从哪儿讲起呢……他送了一卷用粗麻纸写的诗给我。可就是没话可说，这个创口要慢慢地愈合。后来我也开始忙了，然后越来越忙，又是给毛泽东纪念堂画画、又是美术家协会的事儿，哎，我也变得忙起来了。”
1996年冬天，黄永玉夫妇从香港回北京。有朋友为他开了一个庞大的欢迎宴会，第二天黄永玉又再请这些老朋友聚了一次。“那天来了很多人，包括黄家的那一帮，黄宗英、黄宗江、黄宗洛，还有丁聪、冯亦代、王丹凤，包括曾祺，这一帮老朋友都来了。”两人见了，依旧没有超过礼节性的深入交谈。“当时他的脸都是暗黑色，喝酒的缘故。他后来与另外一帮文艺界的年轻人来往，喝酒喝得厉害，把身体都喝坏了，真是可惜了。”
黄永玉没想到，这是他与汪曾祺的最后一面。转年5月，汪曾祺因病去世。黄永玉正在意大利的家中，他说：“女儿上楼来告诉我说，汪伯伯去世了。我真是没有想到，汪曾祺居然也死了。我总是觉得他还太年轻，才不到80岁，真可惜，真可惜……”3个月后，京郊的那个“万荷堂”修建完工，黄永玉重回北京定居，想起老友已逝，他不禁感叹：“要是汪曾祺还活着该多好，可以把他接到万荷堂多住几天……”如果有那一天，他们之间应该不会再是“相顾无言”的尴尬了。
“我的朋友死了，我都好像都没有悲哀过，不晓得为什么，郁风死了，黄苗子死了，丁聪死了，汪曾祺死了……一听到消息，会停顿几秒钟，但没有太多的悲哀，因为人是一定要死的。然后呢，就开始感觉到在慢慢地想念他(她)，记忆里都是那些美好的事，一点也不伤感。”
大浪淘沙
“你们没有经历过流浪，从小在父母身边长大，然后进大学读书，毕业之后再工作，一步一步，好像从工厂出来的产品一样。我们那一代人不是这样的。沈从文就打过这样一个比方：我们这个大时代好像一个筛子，一个眼口很大的筛子，筛筛筛，好多人都被筛下去了，剩下几个粗的，禁筛，没有掉下去——我们是幸运的，漂泊了这么多的地方，都没有死，经过多少你们很难想象的磨难，最后活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