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黄永玉而言，在政治高压的年代，这种人与人之间尚存的真诚情感，会成为他内心消弭政治高压的一种力量源泉。
“文革”之前，北京城的全部艺术家，包括夏衍、田汉等这样的老资格，一共一两千人，都被集中到一所学校学习。虽然被招待得很好，但是大家都很紧张。黄永玉和叶浅予同住一个房间。叶浅予抗战期间曾在重庆的“中美合作所”工作过。其实在“心理作战部”工作的叶浅予从事的是一份很重要的工作——就是画漫画，让美国飞虎队的飞机投到沦陷区，展开抗战宣传。可是在后来的政治宣传中，“中美合作所”几乎成了十恶不赦的“魔窟”的代名词，这让叶浅予十分紧张。
“有一次我们俩偷偷地讲心里话，他说：‘你是没有什么问题，我完了。’我说：‘你不会完。’他说：‘你不懂。’我说：‘我对你倒是有一个看法。我是不在乎的，为什么呢？我虽然会受苦，但是我有很多朋友很爱我、很想我；可是没有人会想你，为什么呢？因为你对人比较刻薄。你就同你几个30年代的好朋友来往，所以没有人想你。’”
黄永玉就这样直截了当地向叶浅予说了他的看法。他也不记得叶浅予当时的反应。“‘文革’结束之后，叶浅予开始同很多学生来往，也到很多地方去写生，同以前不太一样，我也不能完全说是我那句话的作用，但是我估计我的这个话是有力量的。”
别梦依稀
在黄永玉的人生故事中，表叔沈从文是必被提及的一个人物。其实早在黄永玉出生之前，沈从文便走出湘西。直到40年代，各自奋斗在人生道路的叔侄二人开始通信，从此结下一生情谊，直到1988年沈从文去世。正是沈从文建议他把像“布店老板”的本名“永裕”，改为适合于艺术家的“永玉”，寄望他永远光泽透明。
沈从文与黄永玉，是湘西小城凤凰引以为自豪的两位标志性人物。“有一次，我在凤凰的路上走着，有一个人一看见我，就叫：‘沈从文！’”想起这一插曲，黄永玉大笑起来。虽然出自同一地域，但两人性格又截然不同。“他这种性格在凤凰来讲比较少，像水一样，很柔顺，永远不会往上爬。而我是比较典型的湘西人，从小靠拳头打天下。”
沈从文跟黄永玉说过的五个字让他终生难忘：爱，怜悯，感恩。“他说一个人，第一是要充满爱去对待别人；第二，摔倒了爬起来，赶快走，别心疼摔倒的那个坑；第三，永远抱住自己的业务不放。我自己的成长中，遇到多少对我好的老前辈，他们帮助我，所以要感恩。而怜悯，是对待那些残忍的人。”“文革”期间，沈从文在街上难得与黄永玉擦身而过，不到5秒钟说了一句话：“要从容对待啊！”黄永玉后来写下了很多关于沈从文的文字，这两个相差22岁的表叔侄的不同人生轨迹也映照了那一时代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
沈从文的学生汪曾祺，后来也一度成为黄永玉来往最密切的朋友。闯荡上海时，他们都还籍籍无名。彼时同为穷教书匠的黄永玉与汪曾祺便时常找在中兴轮船公司工作的黄裳打发时光。黄永玉后来写了一篇《黄裳浅识》的文章，用他一贯的幽默回忆了这段时光。“我跟曾祺哪里有钱？吃饭、喝咖啡、看电影，坐出租车、电车、公共汽车，我们两个从来没有争着付钱的念头。不是不想，不是视若无睹，只是一种包含着多谢的务实态度而已。几十年回忆起来，几乎如老酒一般，那段日子真是越陈越香。”
黄永玉比汪曾祺小4岁，他旺盛的生命力和鲜明的个性，总是令汪曾祺惊奇。黄永玉回忆汪曾祺时曾这样说：“有时我们和黄裳三个人一起逛街，有时就我们俩，一起在马路上边走边聊。他喜欢听我讲故事，有时走着走着，因打岔，我忘了前面讲到哪里了。他说：‘那我们走回去重新讲。’多有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