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四分之一块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老人家住在四合院的北房，东房、西房和南房都是家人住在那儿。一到晚上，老人就用铁栏杆和铁门把自己的房间锁住，免得别人进来。
那一天，李可染为一脸兴奋的黄永玉拍下了他与齐白石的合影。当年的毛头小伙如今也成了像齐白石一样的“前辈”，接受各方人马的签名或合影要求。时至今日，他对老人也多了很多“同情式理解”：“老人的一些习惯也是时代造成的。比如说他卖画——其实他的画，哪有我们今天的画这样卖的啊？有时候生活遇到困难，他就卖画买酱油、换油、付工钱。给他管门的老头是个太监。有时候没有钱给他了，老人家就画张画给他，那太监还不高兴，说它不够好，还要好一点。太监有很多齐白石的画，有的人听说后，就向那个太监买画。”
大雅宝胡同甲二号的故事很多，而黄永玉也是一位绝对的主角。那时的他几乎是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里最受孩子们欢迎的人。在孩子们眼里，用今天的语言形容，这位从香港回来的叔叔简直“酷”极了：家里有个意大利手风琴，没事就悠然自得地拉两下；还有部电动的小车床，开关一开，木头就齐刷刷地被削成两截。这位香港叔叔的好东西太多：双筒猎枪、一个立体镜……让大雅宝胡同甲二号院子的孩子们羡慕得不得了。
“我爱人有一个花手绢，我拿棍子给它绑起来，当成引路旗，让乖的孩子走前面，坐有轨电车到西直门，然后步行到动物园。”童心未泯的黄永玉，也把孩子们带得服服帖帖的。
曾经安详的小院也无可避免地被那场政治风暴吹袭。张仃的儿子张郎郎，在黄永玉的眼里，善良有礼，有“一对信任的、鹿的眼睛”，可是却因为组织地下文学沙龙“太阳纵队”而以“现行反革命”的罪名入狱。张郎郎被手铐脚镣地押到美术学院来批斗，大会几天后分组讨论是否要枪毙他。同样在枪毙名单里的还有周巍峙与王昆的儿子周七月。“难以忍受决定孩子生死的恐怖”，黄永玉一个人逃到了北海。
黄永玉犹记那一天还下着雪。进北海大门没走多远，他就看到了王昆。王昆身旁跟着一个年轻人，黄永玉想这个陌生面孔大概是来监视王昆的，所以擦肩而过之际彼此默默点了点头，未敢多言。他低声说了句“保重”，王昆回了声“谢谢”，便再无多言。“文革”结束后，黄永玉再见到王昆，才知道那天王昆也是“逃”到北海去的，身边的年轻人是家里保姆的儿子，担心她自杀，一路跟随她。
“我那一天就是为了逃避讨论他儿子枪不枪毙的问题，才跑到北海去的，没想到一进门不远就碰见她，相逢一瞬，真是百感交集，命运啊……”时隔几十年忆及那一幕，老人仍感喟不已。
而在那些孩子的情感记忆里，黄永玉几乎是他们的“真叔叔”。“文革”结束后，李可染的小儿子李庚到日本留学。临行前，他过来看黄永玉，问有什么话要嘱咐。“我告诉他，记住！千万不要说你是李可染的儿子！”在漂泊中成长起来的黄永玉，也许更知道“独立”的意义。即便李可染到了日本，也没有去看自己的小儿子。某一年，黄永玉到了日本。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个来自大阪的电话。听到黄永玉的声音，电话那端立即传来了一阵抑制不住的大哭：“黄叔叔，来看我吧！”黄永玉见到了一个躲开父亲的遮蔽，艰难而又坚定地走自己路的李庚。那种关系结成的情感，也许难以用语言来形容。黄永玉也只写下寥寥数语：“我们混得太熟，太亲，想起来令人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