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和他一样经受磨砺的那些人，以及他们一共经历的过去，如今在我们眼里都成了一个个传奇。黄永玉曾在香港《大公报》工作过一段时间。交游甚广的黄永玉与萧乾、聂绀弩等人都结下深厚友情。与他在同一间办公室办公的同事查良镛，后来成为大名鼎鼎的“金庸”。1998年，香港大学邀请黄永玉举办名为“流光五十年”的画展，与这位昔日同事重逢。黄永玉脱口而出：“小查！”金庸笑道：“现在恐怕没有几个人叫我小查了吧？”香港有一家电视台找黄永玉，请他谈谈金庸。“我说，查良镛根本不适合写武侠小说，他应该干别的事，他怎么会写起武侠小说来了呢？”
他的好友包括后来被称为“风流才子”的香港词作家黄霑。当年他正狼狈不堪，与林燕妮闹分手，又投资电影公司经营失败，负债累累，弄得他无家可归。很多人都不敢搭理他，只有黄永玉前去安慰，他安慰的方式非常特别：“失恋算什么呀，你要懂得失恋后的诗意！”黄霑一听火冒三丈，大声怒骂：“放狗屁！失恋得都想上吊了，还有什么诗意？狗屁！”
“2004年，湖南电视台去香港采访，还把黄霑叫到我的家里来访问。记者向他提起这件事，他说：‘对啊，别人都希望我死掉，就是黄永玉老大哥，写诗安慰我。’”未料一周后，才63岁的黄霑就去世了。好玩的朋友又少了一个……
就像他会在失恋中寻找“诗意”来安慰黄霑一样，不管时势如何复杂多变，黄永玉总是以他独特的人生哲学应对。就像那荒漠中奋力生长出来的植物，任环境恶劣，也毫无顾忌地展现自己的生命力。
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买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黄永玉也不例外。可是他把全家的布票省下来，集中到一起，然后买了一块很厚的布，干吗？做了一个帐篷！——这样的主意恐怕只有黄永玉想得出。
从此以后，星期天的时候就会看到黄永玉带着妻子儿女，背着这顶特别的帐篷，到郊外露营去了。“‘文革’之前北京的治安很好，晚上在外面过夜也很安全。今天到十三陵水库那边，明天到玉渊潭后面，然后到樱桃沟，哪里都去过。”那么苦的日子，也可以被他过得有滋有味。
在政治那根弦一直紧绷的年代，他的举止很快就招致“资产阶级作风”的批评。关于这方面，第二个证据是打猎。黄永玉有一把双筒猎枪，周末时他就背着猎枪到京郊，打些野鸡野兔之类的，其实是想给家人补充点营养。“资产阶级作风”的呼声越来越高，引起一位延安时期很“左”的老干部带任务到黄永玉家里来实地考察，看看“资产阶级”到底严重到什么程度。“我家里条件当然比他们差多了，老干部看了看，说，‘其实你也不怎么资产阶级。可是为什么大家就感觉到你是资产阶级呢？’我想大概是因为我爱看外国书，也听交响乐，又养狗，又打猎，他们认为我思想上‘资产阶级’了。”
“其实哪个资产阶级周末不在家里好好地待着，非要去野外去挨冻或挨蚊子咬？打猎要步行，每一秒钟都要观察四周。所以一次经常要走70多里的路，非常辛苦。资产阶级愿意这么走吗？他们没有这种生活，所以才会有这种误解。”
“文革”期间，黄永玉一家被赶到一间简陋的小房子里。房子紧挨人家的墙，光线很差，白天都要开日光灯。“我就想，那我画一个大窗吧！”于是一面墙上多了一个两米多宽的大“窗户”，灿烂的鲜花在“窗外”绽放，还有明亮的太阳，顿时满屋生辉。有这样的人生态度，也难怪他的作品既充满天真稚气，又洋溢着热情豪放，总是给人以温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