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此之后，他们爷俩儿在颐和园一住就是十年，将颐和园里的明清书画藏品一一修复完成。
待到20世纪70年代末，王殿俊退休，他们在烟袋斜街开了北京第一家“五七裱画组”，也就是后来的“烟袋斜街裱画店”。这多少使得烟袋斜街成为“文革”文化沙漠里的一片绿洲。
当时，大收藏家张伯驹、启功都是那里的常客。启功先生曾说：“老王师傅啊！到了你这我就不愿意走，我就愿意闻你屋里的墨汁浆糊味，别地儿没有啊！”吴冠中先生也曾经专门在《北京晚报》撰文《烟袋斜街裱画店》对王殿俊的装裱技艺，为人品德作了高度评价。更有甚者，前国家文物局局长孙轶青先生专门拜王殿俊为师研究书画装裱技艺。
“我们家的故事，就像所有的中国传统技艺一样，是随着父辈的努力而薪火相传的。”王旭说：“书画装裱，对我们来说，既是一门手艺，也是一份责任，是伴随着家族传承而持续发展的。说是指尖上的技艺，一点都没错。”
1988年，王旭来到北京画院，开始跟随父亲王庆仁学习装裱技艺，2001年王旭的外甥徐建光，开始随王旭学习装裱技艺，至此王家装裱技艺传至第四代。
“旧不惧烂，新不惧大。”这是王氏几代人从事装裱练就的本事。时代在发展，书画的尺幅也越来越大。在北京画院裱画室，王旭和徐建光装裱完的巨幅书画卷起来后只能找超长的大公共汽车运输。但装裱过程，只有王旭和徐建光两个人。寂寞之道，不仅在书画创作，同样也在装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