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地区文化局工作3年，平凹时来时往。每次来了给我打个招呼，就和英文圈在一块，或谈创作读书，或下围棋聊天，起居无时。有时他在办公室关了门窗写作，一闷就是几个小时。我推门去看他，满屋烟雾笼罩，好像他就在云雾中，觉得他写得很苦。我劝他生活起居要规律些，吸烟要节制。他只笑笑说：“不咋，惯了。”后来方英文在1989年《人物》杂志第2期上发表了一篇《矮小的巨人——贾平凹速写》，应该是这段时间他俩相处的成果。这本杂志我现在还保存着。我以为英文这篇文章，研究平凹的同志不能不认真看看。
1988年秋天，我奉命负责复刊已停办20年的商洛报。第二年夏天搬离文化局，平凹仍在文化局兼职，似乎他回来的次数慢慢少了。但是每次回来都来看我，见见面，聊一会。他在西安南院门大车家巷的家里，我去过多次，也是看看他，聊上一会，遇着吃饭时，有什么吃什么，很随便。平凹在一次给我的信中说“至亲无言”，他视我为“至亲”，因此我们之间从来没说过客气话。
我几十年都是从事行政工作的，文学写作只是业余爱好，我给一些朋友说“我是文学票友”。我很欣赏平凹的散文，见了必认真拜读。我在地区党校住时，平凹来看我，闲聊中我向他请教散文创作。记得他只说了两句话：散文要有感情，要据实。但不能太实，太实就不是文学了。我告诉他杭州文联张政明在研究他的散文，政明是我的好友。不久漓江出版社出版了《贾平凹散文自选集》，他托人给我捎了两部精装本，在其中一本上签名时附言：“这一本送给你杭州那位朋友。”我将书寄给政明，张政明致信要我转达谢意。后来政明写了一篇评论平凹散文的长文，我把文稿送给平凹，他十分高兴。1992年秋天，在西安召开了一次全国贾平凹作品研讨会，他邀请我和政明出席。政明因故未能成行，他要我代他在会上宣读了论文。那年平凹的著名长篇《浮躁》荣获美孚“飞马奖”，他赴美受奖回来，让英文给我带回两件小纪念品：一个美式钱夹，一把美式小水果刀。在便信中风趣地说：“钱夹盼你富起来，水果刀希望多吃水果，身体健康。”20多年了，这两件纪念品还放在我的抽斗里。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平凹出版的新书大都签名送我。1993年他的《废都》出版，一时“洛阳纸贵”，不久又引起一场不小的风波。10月平凹给我捎来一部，我打开一看，扉页上写着“张中山先生正。廿年后再读此书。不让外人看，因易看走眼。贾平凹，93.10.10”。我既高兴又为他担心。我明白他的心声，既是对朋友的信任，也表达了他对自己作品的自信。1998年平凹回商洛，作家穆涛陪同，他到报社来看我。我的《无梦居随笔》刚由陕西三秦出版社出版。我说：“我的文章你不必看，丑小鸭。”他说：“不要这样说，我要看。”他拿着书对穆涛说：“老兄是商洛的大好人。”
踏进新世纪的门坎，我便退出工作岗位，外出活动很少。平凹也是大忙人，公务和创作十分繁忙，我们见面机会很少。不过我还是时时关注着他的情况，特别挂念着他的健康，也为他创作上不断取得的新成就而高兴。偶尔通个电话，聊两句，互道问候而已。前年夏天，报社张志宏要我带他去见平凹，约平凹为“商洛之窗”栏目写篇文章。我们去的那天，天气特别热，平凹一直在家等着。当志宏说明来意后，平凹愉快地答应了。平凹始终是真正的“笔耕”，不用电脑。我拉过他的右手，看到他的无名指和中指握笔处，结了厚厚的老茧。他的勤奋和执着，令人感动，也令人怜惜。我想名和利如今对他已没有多少意义，之所以如此执着不懈，无非是要把自己最理想的作品，留给世人，留给历史，这也许就是他的担当。还有一件令我最为欣慰的是，他的健康状况很不错。他的客厅旁放着一个黑色大酒缸，里面有大半缸酒。我惊讶地问他怎么敢喝酒？他说现在很好，经常还想喝两口。平凹不以写作为苦而以为乐，这也是天分。京夫生前曾给我说：“平凹绝对是文学上的天才，别人没法比。他不经意就能弄出一篇美文，我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