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连当年修版的机器也保存完好，粗细不同的铅笔按照顺序摆在上面。当时33岁的姚经才一共为总理拍摄了16张半身或全身相片。最终，周恩来挑选了其中一张底片，再委托中国照相馆修版。
同样身为底片修版高手的张孔嘉，负责为周的照片修版。据说，周恩来当天穿的本来是件浅色的衬衣，他专门修成了黑色的中山装。与此同时，他还负责把周恩来面部的一些老年斑除掉。
“要以真实为主，不可能把皱纹全给抹掉了。”姚建中解释说。他是姚经才的小儿子，如今担任中国照相馆丰台分店的店长。
他认为，促使周恩来选择中国照相馆的，应该是这里的技术水平，“当时北京的都特土，上海来的才洋气。”最终，这张几经周折的底片，被冲印成100张8寸照片，伴随了周恩来的亚非拉5国访问之旅。当时姚经才还特意冲洗了4张12寸的送给周恩来，没想到，周恩来还派人把这4张照片的钱送了过来。
及至周恩来1976年逝世，邓颖超表示，中国照相馆的这张标准照是丈夫生前最为满意的照片，并将此作为遗像照片。
如今，站在这间简陋的中国照相馆博物馆里，孙秀珍感叹说，“现在想想都不可能，一个国家的总理没打声招呼，就带上两个人来照相。”
“文化大革命”后，第一家挂刘少奇像
相比之下，时任国家主席的刘少奇出现在中国照相馆，声势就大得多。“到处都是戴白手套的警察。”亲历者高立中回忆说，“头天下午就来看一遍，还对摄影人员进行政审。”当天，他还以中共党员的身份，在店里负责巡视和安保。
时间是1963年的一天晚上10时半。刘少奇穿着一身浅灰色的中山装，在王光美和一个新华社记者的陪同下，来照一张出访印度尼西亚的半身像。
当时照相馆里很多人都围在摄影室门口，王光美还幽默地说：“你们看我们照相，可还都没买门票啊！”
给姚经才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刘少奇的半根中华烟。他清楚地记得，到了该照相的时候，刘少奇把吸了一半的中华烟放在一边，照完后顺手又把烟装进烟嘴，重新吸了起来。
由于刘少奇的脸庞相对窄些，张孔嘉在其面部增大了用光的比重，使其面庞显得饱满光洁，这样就能达到亲切柔和的效果。
可能是这两位领导人的“带头”作用，朱德、彭德怀和林彪等国家领导人也相继到中国照相馆留影，一时令这家照相馆名声大振。
高立中还记得给华国锋拍照时的情景。当时，姚经才特意跑到人民大会堂去照，一共照了12张，可惜没有一张合适的，或者是头、身子不合适，或者是胳膊弯了、衣角卷了，最后只能修成一张照片，而且“谁也不敢说”。
唯一例外的是毛泽东，他从来没有到中国照相馆拍过照。对此，高里奇解释说，这位最高领导人并不喜欢照相。这是他通过各种传记文章得知的。如今摆放在橱窗里的那张毛主席照片，是中国照相馆根据其他老照片制作而成的。
为高级官员拍照的这些经历，也曾给姚经才带来不少麻烦，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据说，当林彪来中国照相馆拍照时，摄影师已经轮不到这个“走资派”了。一名曾经主张将刘少奇照片摆在橱窗的工作人员，也被要求写检查和挨批斗。
如今，姚经才已经去世。当问及家中是否还有老照片时，姚建中摇了摇头，“怎么会敢有呢？有了也都烧了，这可都是资产阶级的尾巴”。
一位工作人员回忆，当时中国照相馆的照相业务已经基本瘫痪，主要任务就是“连夜复印毛主席照片”，一套4张4寸大小的毛主席照片，售价大约5毛钱。
这一状况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转变。在中国照相馆工作48年的解黔云回忆，中国照相馆看到报纸上刊登了为刘少奇平反的报道，就率先在橱窗里恢复了刘少奇的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