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觉得我们这儿土啊！”已经80岁的老高说，“年轻人喜欢什么就做什么吧！”
“在一分钱恨不得掰成两半儿花、常常吃窝头的年代，人们把照相当作一种迫不得已的任务，为了办理一些证件，不得不照相。”解黔云表示。
他回忆说，上世纪60年代，中国照相馆照张1寸黑白照片花费0.6~07元，2寸的定价1.05元。而当时在东单市场，5分钱就能买一堆蔫萝卜，上好的黄花鱼才0.25元／斤。
那时候还没有彩色照相，只有用手工上色的方法。不过，拥有一张上色的彩照，对于很多人还是奢望。价格要贵上好几倍，而且要一个多月才能拿到。拍一张这样的照片，“你就得考虑以后几个月怎么过”。
中国照相馆，除了人像摄影和婚纱摄影外，还开拓广告摄影业务。包括牡丹牌电视机的说明书、茅台酒的宣传册、甚至日本长乐牌香烟的广告，都出自中国照相馆之手。
“那时候条件特别艰苦！”说起来，广告摄影部的伍佩衔很是感叹。
据说，当时国外的摄影棚都有上百平方米大小，并且拥有上百盏灯。而中国照相馆只能在一间30平方米的车间里，用两三盏老旧的碘钨灯。
不仅如此，他们连个模特也找不到。有一次为一个头盔品牌做广告，他不得不找了一张日本摩托车的照片，上面有个身穿红色衣服的女郎，几经周折才做成了这个广告。
除此之外，这个部门还负责给新近来到中国的外国企业拍照。这其中包括阿尔卡特、奔驰、日本航空公司，等等。
正是在这些发布会上，伍佩衔第一次见识了身穿晚礼服的外国人。
1997年金婚照片
为什么我坚持70%，不然还是国家控股，做什么都放不开手脚
曾经高高在上的中国照相馆，也不得不放下架子，深入社区为普通人服务。1992年，由于王府井步行街改造，再加上港台影楼的冲击，中国照相馆的生意受到了极大的影响。一天的营业收入只有几千元，还不够300多员工中午的盒饭钱。
“我们把那段时期称作‘八年抗战’，事实上，王府井大街也真是改造了8年。”当时一个28岁的高级技师，一个月拿的薪水只有300~400元，他提出来辞职时说：“我不是不热爱中国照相，因为我要结婚，挣不到钱，这是现实问题。”
1997年，接近退休年龄的孙秀珍奉命领导中国照相馆。“我特别不想来，听说这里特别不好领导，接连换了4个领导。”她快人快语地说，“这里的人都给国家领导人拍照，能够瞧得起你就不错了。”
但这是组织命令，她只能接受。为了度过难关，这位一把手曾经连续拿过半年800元钱的月工资。
1999年的国际老人年成为一个契机。起初，航天部的一位老干部来中国照相馆拍照后十分满意，就问解黔云能否到院里去给大家拍照，因为很多老专家想拍照片，却行动不便。
孙秀珍决定借此契机，打破传统坐店经营方式，派摄影小分队走出店门，走进社区，为老年人上门拍照。
这一步看似简单，却迈得并不容易。过去想在中国照相馆拍照，一般需要早上五六点钟排队。这家下属北京市东城区第一服务公司的单位每天只发200个号。
如今，师傅们不得不放下架子。有些师傅就认为上门找生意相当于要饭，但孙秀珍说，走出去“要饭”还有活的可能，待在家里就是没活路。
替老年人拍照的尝试为中国照相馆赢得了广泛的好评。航天部的领导说：“我们这里家家都挂着你们拍的照片，连春节拜年话题都是你们拍的照片。”许多当地的照相馆甚至冒充中国照相馆的摄影小分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