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豫亲王多铎攻占南京，消灭南明弘光政权。多尔衮在南方悍然推动剃发，反对者杀无赦，激起南方抗清浪潮。洪承畴在危难之际受命取代多铎，坐镇南京，招抚东南各地。尽管遭到了南方人一致的挖苦谩骂，洪承畴的南京生涯依然取得了杰出的政绩。他以原官留任为条件，和平招降了宁国、徽州、九江、南昌等十三府，让大片地区远离战火；采取了一系列免赋兴利、减轻百姓负担的措施，尽量恢复生产，安定秩序。顺治十年(公元1653年)，南明桂王政权在农民军支持下，在云贵立国。洪承畴又一次受命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五省，总督军务。他先在岳州设伏大败孙可望部农民军，迫使桂王政权收缩。清军平定云南后，洪承畴力主放缓军事行动，招抚百姓恢复生产，使云贵地区逐渐安定下来。孙中山先生从保全地方、安定社会的角度，曾写诗赞誉洪承畴：“生灵不涂炭，功高谁不知。”
总之，洪承畴降清后辅助政务，招抚南方，长达16年，对明末清初的社会顺利变革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他降清之后的政绩远远超过了在明朝镇压农民军的政绩，是他实现抱负施展才华最辉煌的成就。
后人往往用一个历史人物的作为对后代产生的客观效果来褒贬他的价值，其中有不合理的地方。因为这忽视了历史人物所作所为对当时产生的影响。从这点出发，洪承畴的作为对后世产生了积极的客观效果，但叛国降敌在“当时”产生的消极效果应该考虑在内。笔者无意为洪承畴翻案，只想跳出“后世”与“当时”孰轻孰重的逻辑之外，谈谈读书人的政治作为问题。
读书人肚子里的知识和才华，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展现出来，同样，只有把知识才华运用到具体实践上，读书人才能施展抱负、体现价值。而儒家学问是积极入世的学问，深谙其道的读书人更是希望齐家治国、兼济天下。所以古代读书人都面临一个入世当官的问题，说到底这就是一个知识分子如何与权力相结合实现价值的问题。
只有牢固掌握了权力，读书人才能从容施展才华，贯彻意志，因此能办事和办好事的前提不再仅仅是拥有满腹经纶，而是如何与权力来个亲密接触。洪承畴的例子就很明显。他为什么在万历和天启朝默默无闻，就是因为没有引起朝野和皇帝的注意，官职低微；他能够贯彻自己的意志，大力清剿农民军，前提也是崇祯皇帝赋予了他总督各省兵马的大权；他在清朝的政绩远远超越在明朝的政绩，除了混乱局势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外，主要的还是多尔衮和顺治皇帝两代的宠信。洪承畴是个务实的人，在政治上野心勃勃，所以宁愿名节有亏，承担千夫所指的风险，也要投奔一个信任自己、能给自己施展拳脚的光明前途。
慷慨赴死不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舞台、干出实绩来同样不容易。
明末读书人热衷党争，党同伐异之风一直持续到南明也没有停止。洪承畴相比那些空谈纲常伦理实则误国祸民的读书人，孰高孰低？
洪承畴的遭遇在中国历史上并非特例，而是一个相当普遍的历史现象。许多人有经世济民之志，为了实现志向和权力紧密结合，却不为人理解。比如距离洪承畴不远的张居正，为了改革江河日下的明朝政务，和内廷太监冯保亲密合作，提携改革同辈，大刀阔斧革新政治。张居正的改革取得了实效，但他勾结太监确保权力的做法直接伤害了朝廷的政治体制，任命亲党的做法更是为人诟病。张居正生前死后，都面临如潮般指责，最后落得抄家夺爵的悲惨下场。说到结党营私，更明显的是北宋改革家王安石。王安石为了推行改革，采取了两条“不透亮”的权力手段：一条是曲意迎合皇帝，一条是任用新党排斥旧党。但是皇帝的改革意志既符合王安石的思想，又能给他带来巨大的权力，设身处地为王安石着想，他是迎合163 呢还是拒绝呢？至于结党营私，既然旧党强烈谴责王安石改革，拒绝合作，王安石不团结一批改革同党，如何在朝廷立足，又如何推进改革？说到遭受谴责最多、名声最差的历史人物，五代时期的冯道可能是其中一个。冯道被讽刺为“政坛不倒翁”，在皇帝走马灯般换来换去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官位，屹立不倒，的确有有奶就是娘、谁强就朝谁磕头的不对的地方。然而，除了冯道的软弱和没骨气，后人找不出他在政治上有什么负面的作为。相反，冯道在乱世中设法保全了大批朝野官员，制止了若干军阀的强暴行为，为减轻中原的杀戮和动荡做出了幕后贡献。试想，冯道要想找一个地方隐居，著书立说，去批评乱世，并非难事——这恰恰是批评冯道的许多读书人在乱世做的事。但那样他的能力和学识就荒废了，而朝代频繁更迭的中原，乱象会增加几分。历史人物是复杂的，对于冯道、王安石、张居正这样的人，单纯的指责是不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