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出版界的著名品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刚刚度过了它的80大寿。80年前，邹韬奋先生在上海创办生活书店，之后与读书出版社、新知书店合并为“三联”。《光明日报》第一任总编辑胡愈之先生虽然没有在生活书店担任具体职务，但他实际上是生活书店的设计者和主要创办人之一。在三联书店成立80周年之际，《三联生活周刊》记者撰文纪念胡愈之先生，本版选摘此文，使读者对胡愈之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新闻出版活动，能有一个清晰的了解。
商务印书馆和《东方杂志》
胡愈之1914年进商务印书馆的时候，商务已经是当时中国最大的出版商，在民国时期思想理论界起着巨大作用。除了书籍，旗下还有《东方杂志》、《妇女杂志》等刊物。它的编译所分四个部，国文部、英文部、理化部和辞典部，练习生胡愈之在负责物理化学等书籍翻译的理化部。这个来自浙江上虞县丰惠镇的年轻人，也算出自“书香门第”，祖父是翰林，父亲是秀才，而他自己，既上过旧式私塾，也念过新式学堂，懂一点英文，还学过一点日语和世界语。
在茅盾的印象里，商务时期的胡愈之“身材矮小，头特别大，脸长额阔，衣服朴素，空手的时候很少，总拿着什么外国书报，低头急走，不大跟人打招呼”。“这时愈之兄虽然在理化部，却与‘理化’不生关系，他是帮忙《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的。”“这一个时期，愈之兄主要的工作是选择并介绍欧美杂志上的文章，从政治、经济，乃至哲学、文学。后来他对于文学似乎特别有兴趣了，我们由相识而相熟，也是以‘文学’为媒介。”只不过，从1923年开始，胡愈之开始疏远文艺界，不再热心于评介国外文艺动态，也几乎再没有评论国内文艺问题，他厌倦了文艺界的派别斗争，将兴趣转向了新闻工作和国际问题，个人命运与大时局之间的关联变得更鲜明而直接。
《东方杂志》是胡愈之出版生涯的一个重要起点，见证了他的成长，给了他极大的支持、包容和施展才华的空间。他的学名胡学愚被笔名胡愈之取代，也是从这本杂志开始的。1924年，胡愈之实际负责《东方杂志》的编辑工作，以此为平台，帮助和培养了一批新作家和社会学家，还积极支持章锡琛创办了开明书店。1925年“五卅运动”，是他第一次投身革命群众运动，除了帮助《公理日报》联系新闻界稿件，他还专门组织出版了《东方杂志》的“五卅”事件临时增刊，触怒了上海租界工部局，他们对商务印书馆提起了刑事控诉，“最后判罚了二百元才算了事”。接下来1927年的“四一二”政变，胡愈之在愤慨之下起草了一封对国民党的抗议信，签名的其余6个人都是胡愈之的好友，郑振铎的名字排在第一位。这封信4月15日在上海《商报》发表，签名的7位抗议者也因此险遭逮捕，郑振铎逃亡英国，胡愈之则去了法国。
选择法国，是考虑到当时法郎同中国的银价比值低。胡愈之与商务印书馆约好，出国后继续为《东方杂志》写稿，由编辑部开支稿费，用以维持在法国的生活。同期在英法两国留学的朱光潜，描述记忆里巴黎时期的胡愈之：“大衣口袋里经常塞满报刊，大半是国际政治活动动态或是世界语方面的报刊。世界语和国际政治，这是他当时最关心的两件事。” 1930年法郎升值，同白银的比值增加到了1928年的4倍，胡愈之依靠稿费和亲戚的资助，都无法继续维持在法国的生活，只能选择回到上海。《东方杂志》再次向他敞开大门，由于原主编钱智修年事已高，并且受聘出任于右任主持的国民政府监察院，所以实际上的主编职责，又变成由胡愈之来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