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孤岛”时期的胡愈之显现出了作为出版家的真正天赋。他拿到了埃德加·斯诺的《西行漫记》(原名《红星照耀中国》)，这是第一个西方记者突破新闻封锁，进入陕甘宁边区实地采访到的第一手材料。胡愈之决定将这本书介绍给国人。虽然书店出版社都搬到了重庆，不过印刷厂搬不走，还在上海。胡愈之立刻邀人一起进行翻译，他的回忆中写道：“用什么名义出版呢？就临时想了‘复社’这个名字，其实它不是什么出版社，复社就设在我家里，张宗麟当经理，当时参加复社一起翻译和工作的，就是王任叔、梅益等几个人，还有我两个弟弟。”“排印费可以暂欠，买纸张的钱怎么办？当时参加星一聚餐会的人凑了一点，同时我们又采取暗中预约推销的方法，定价1元一本，先收钱买纸，印出来就给书。就是这样，只用了两个多月的时间，书就出版了。第一次印1000本，很快就卖光了。”
有了出版《西行漫记》的经验，胡愈之接下来完成的就是《鲁迅全集》。当时鲁迅先生的大量文稿，经过许广平的收集和初步整理，全部留在上海。“许广平十分着急，找大家商量，大家认为把这份宝贵的文化遗产完整地保存下来的最好办法就是出版《鲁迅全集》。”胡愈之回忆，“我们决定采用预约推销的办法来筹款，不过五六百万字的鲁迅著作，相当于20本《西行漫记》，就得卖20元一本，时处战争，广大读者都没有钱，能一下用20元买一部书的人能有多少？于是又想出一个办法，决定把书搞成普及本和精装纪念本两种，把普及本的价格降下来，8元钱一部，这连工本费都不够，另一种精装纪念本，不仅装订考究，而且每一部都有一个专门书箱，外刻有‘鲁迅全集，蔡元培题’的字样，每部售价100元，实际成本二三十元，以盈补亏，整个出版发行就可以不赔钱了。”
胡愈之组织了上百位学者、文人和工友，一同参与到《鲁迅全集》的编排印校，为了争取扩大发行，改用了“鲁迅纪念委员会”的名义，蔡元培也亲自题字，因为蔡元培在国民党内的声望，国民党也就不能对这部书怎么样了。印好预约书券和广告开始推销的时候，胡愈之也很忐忑，心里没有底。“当时的富人都已集中在香港、广州、武汉等地，所以我就先从香港开始推销，推销的办法是开茶话会，把那些进步的资本家，各界开明人士，乃至国民党要人请来参加，清茶一杯，主要向他们介绍《鲁迅全集》的情况，请他们签名购买预约书券。路过广州时我也这样做，到武汉后，情况更好些。有周恩来同志在那里，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也积极帮助我推销。很快经我的手就推销出去了100多部。当时如孙科、邵力子等人，都是一下就订购10部。”通过这样的途径，胡愈之和同伴们在很短的时间内就筹集到了三四万元的出版资金，各地书款汇到上海，马上买纸开印，从2月到6月，仅4个月，就把一套600余万字，多达20卷的全集送到读者手中，这在我国的出版史上，是从来没有过的。
而胡愈之作为新闻报人的才华，从1940年底开始，也有了新的舞台。他被党组织选定为新加坡《南洋商报》的编辑主任，前往南洋办报，投身于对南洋侨胞的抗日宣传教育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辗转到达新加坡，从1941年元旦开始，正式接任《南洋商报》的工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新加坡形势危急，胡愈之和同伴们被迫流亡，这就是后来出版的《流亡在赤道线上》的大背景。到1945年抗战胜利，胡愈之返回新加坡，在上海书局老板的帮助下，开了一家上海书局新加坡分店，“楼下门市部卖书，楼上作编辑部，成立新南洋出版社，编辑出版《风下》周刊”。《风下》上署名沙平的主编，就是胡愈之。虽然新加坡历经艰险，但胡愈之却在这种动荡和艰险里，一再证明了他作为报人的才华，不仅如此，他还在新加坡收获了爱情，与沈兹九组成家庭，相濡以沫40年。(摘自《三联生活周刊》2012年第29期)王鸿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