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印象记》与三联情缘
回国之前，胡愈之取道东欧，去了一趟莫斯科，在那里停留了7天。因为樊仲云的邀约，胡愈之把7天的旅途见闻和感想，写成了《莫斯科印象记》，每周在《社会与教育》上发表一段，一共6万字。这些文章让《社会与教育》销路大增，樊仲云也通过自己办的新生命书店，给《莫斯科印象记》出了单行本。1931年8月新书出版，到1932年10月，已经再版了5次。虽然这本书后来被国民党政府查禁，但是它已经广为流传，并激起强烈反响。连鲁迅先生也撰文提道：“这一年内也遇到两部不必用心戒备居然看完了的书，一是胡愈之先生的《莫斯科印象记》，一就是《苏联见闻录》。”
邹韬奋与胡愈之的相识，也是因为《莫斯科印象记》。胡愈之在《我的回忆》里这样说：“也就是在‘九一八’后不久，邹韬奋由毕云程陪同来找我了……邹韬奋找我是来向我约稿，我对他说，现在办刊物，首先就是应该宣传抗日，你要我写文章，我就写抗日的文章，他同意了。”
邹韬奋与胡愈之的合作，逐渐改变了《生活》周刊的方向，从适应企业职工、店员等小市民的需要，谈些生活问题和职业修养问题，转向关心和议论起了国家民族大事。胡愈之对邹韬奋的印象也不断发生着变化。
邹韬奋在生活书店第27期《店务通讯》上专门写了一篇文章介绍胡愈之，题目叫《我们的胡主席》，文章里这样说：“我们的胡主席是胡愈之先生，他不是‘国府主席’，确是我们书店的编审委员会主席。”“胡主席是本店的最有功勋的一位同事，他在生活周刊时代，就经常替我们写国际文章……他参加本店创办时的计划。等于本店‘大宪章’的《社章》就是他起草的。他对本店的重大贡献不仅是编审，在实际上是包括了我们的整个事业，但是他总是淡泊为怀，不自居功。”“他的特征是脑袋特大，他的特长不仅文章万人讽诵，而且对出版营业无所不精，他的特性是视友如己，热血心肠。他是我们的事业的同志，患难的挚友。”
《西行漫记》与《鲁迅全集》
1932年1月28日，日本进攻上海，战火烧毁了商务印书馆的印刷厂和编译所，也烧毁了胡愈之的家。他因病住进租界医院，后来又转移回到上虞，病愈返回上海已经是5月间。商务暂时停业，8月间商务复业，胡愈之重新主编《东方杂志》，1933年被迫离开，加入哈瓦斯通讯社。直到1937年抗战爆发，上海沦陷成为“孤岛”。上海的救亡团体和各界爱国人士纷纷撤离去武汉或者香港，原来出版的许多抗日救亡刊物被迫停刊。但胡愈之没有走，“我们留在上海的人一起研究，决定重新开始，公开的抗日活动不能搞，我们就深入到群众中去，组织对难民、工人、市民的宣传教育。我们还出版了《团结》、《上海人报》《集纳》《译报》等报刊，以隐晦曲折的方法来报道抗战，宣传和教育群众。后来我们还以社会科学讲习所的名义，来训练抗日救亡团体的骨干，我负责办了第一期，王任叔办了第二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