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算什么调皮吆，真正调皮的还没来哩！如果没有这些‘调皮’的坚持革命，蒋介石的政权能推翻吗？”何长工进一步说服道:“维辛斯基同志，你仔细想想，我们经过几十年艰苦奋斗，好容易夺取了全国性胜利，我们是带着胜利的旗帜，胜利的成果来跟你们谈判的。你们应该有信心帮助我们，你们不能老当‘总后勤部长’。从莫斯科到西伯利亚一万多公里的单线铁路，打起仗来，你们支援得上吗？你们能保障铁路线畅通无阻吗？帮我们搞起来，你们的负担就减轻了。”
听了何长工的话，维辛斯基诚恳地说:“何同志，我接受你的意见，我先召集几个部来商量一下。既然客人进了门，不能不谈，可是你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谈判可能成功，也可能不成功。”
每逢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
苏联方面对谈判还是相当重视的，组成了由维辛斯基负责的七人委员会，成员来自外贸部、国防部、航空工业部、航空工业总设计院等单位。主持日常谈判的是苏外贸部副部长考瓦里，航空工业部是主管发动机的副部长，总设计院是院长波依佐夫。
谈判的第一个问题，是中国建设航空工业的道路和原则。开始时，苏方对中方提出的由修理到制造的方针不理解。他们认为先谈修理的问题，制造是以后的事，此次不必考虑。何长工、段子俊反复解释了要有长远观点的意义。经过力争，苏方接受了中方的意见。
第二个问题，是修理的规模，谈得比较顺利。双方议定当年修理发动机1500台、飞机300架，主要机型是米格－9、15。雅克－Ⅱ、18，拉－9、Ⅱ等。建设规模为年修理量，发动机3000台、飞机600架。
最费周折的是第三个问题，即工厂的设计在哪里进行。苏方一再坚持在莫斯科设计，送图纸到中国依照施工。何、段则反复指出这样难以符合中国具体国情，因为基本建设很复杂，要在选点、水文地质勘探的基础上进行设计。我们不能为修改与现实脱离的图纸，整天乘飞机往苏联跑。最后，苏方放弃了在其国内设计的原设想。
每逢谈判涉及一些关键数字或需要拍板时，代表团都要致电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刘亚楼等请示。
谈判达成协议。在签字的前一天，何长工与北京通了电话。周恩来接到电话就急切地询问:“长工，怎么样？”何回答:“谈判顺利成功，明天可以签字。”周恩来随即叮嘱:“要算账，他们是一个卢布都不舍的。”“苏外贸部长米高扬都到场了。”“外贸部长到了也还是要钱的。”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代表团又对准备签约的协议草案做了修改。谈判结束，苏联外长维辛斯基亲自主持举行了丰盛的宴会，为中国代表团饯行。他风趣地对何长工说:“何同志，下一次见面时，希望你带两个空军团到莫斯科来，在红场上降落，请斯大林同志来检阅。”何长工笑着回答:“那不成问题，说不定还要多一些，带三个团哪。”引得席间笑声不断。
苏联总顾问说:我们政府交给我的任务是修理飞机，对制造飞机无权发表意见
中国航空工业终于艰难地起步了。但段子俊却无法心安理得地搞修理，周恩来那“中国的航空工业要由修理走向制造”的指示，始终让他魂牵梦萦。
朝鲜战场战事炽热，飞机修理当然是第一位的；可如何从修理向制造过渡？生产建设上应如何安排？分几个步骤？创造怎样的条件？必须从此刻就开始考虑。这些对初涉航空工业的段子俊来说是力所不及的，只有求教于苏联顾问。
然而，苏联驻中国航空工业局的总顾问波斯别霍夫，听了段子俊的询问一个劲儿地摇头:“我们政府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搞飞机修理，修理出了问题，我负责任。但对飞机制造，我无权发表意见，那是需要提请两国政府商定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