兼容并蓄，广泛汲取外来文明的营养，是华夏文明灿烂辉煌的重要原因。甘肃境内文化形态过渡性特征突出，大大丰富了华夏文明的表现形式。佛教石窟艺术源于印度，经过中亚进入我国新疆，再经过甘肃传入内地。在新疆，石窟艺术中的健陀罗风格很明显。但在甘肃，中原文化的因素明显增多，西王公、东王母等形象进入石窟艺术之中。十六国时，众多的西域高僧来到河西，凉州、敦煌等地成了我国佛经翻译的中心。河西走廊的“凉州石窟”是中国最早见于史册记载的石窟，对云冈石窟、龙门石窟的建造产生了直接影响。在甘肃境内，佛教艺术的中原化进程初步完成。可以说，甘肃是佛教文化中原化的早期摇篮。考古证明，西亚是世界养羊业、养牛业的起源地。到了青铜时代，养羊业、养牛业传到了东亚。商朝养羊业发达，著名的“四羊方尊”就是商代的器物。这一时期，以擅长牧羊而得名的“羌人”生活在甘肃等地，约4000年前的甘肃齐家文化层中出土的黄牛骨骼被认为是东亚养牛业发展的典型代表。可见，甘肃一带是世界养羊、养牛业东传过程中最为重要的过渡带。在青铜制造业由西而东的传播过程中，河西走廊的四坝文化和陇中地区的齐家文化是重要的一环。1975年，东乡县出土的距今约5000年前的青铜刀，被考古学界誉为“中华第一刀”。四坝文化、齐家文化中青铜器物带有明显的草原风格，再次反映了华夏文明对外来文明的吸收和消化。
众多重大考古发现成为推动华夏文明研究的强劲动力
考古学是研究华夏文明的重要途径。在中国考古学从诞生至发展壮大的历程中，甘肃境内的许多考古活动具有里程碑意义。这些考古活动在科学研究上的巨大成就，成为推动华夏文明研究的强劲动力。1900年，敦煌出土五万多件十六国至宋代文书，敦煌学由此诞生。1920年，法国古生物学家桑志华在庆阳地区首次发现了中国有正式记录的三块旧石器，甘肃由此成为中国化石人类与旧石器时代文化研究的起源地。1923—1924年，瑞典地质学家安特生在甘肃、青海等地的考古活动中，发现了马家窑、半山、马厂、辛店、沙井等文化遗址，甘肃彩陶由此被世界关注。1927—1935年，中瑞西北科学考察团在居延（当时属甘肃张掖）发现一万多枚汉简，简牍学正式问世。1937—1945年，中国当时最重要的考古活动，都以甘肃为中心展开。正如向达在《西征小记》中描述：“形形色色之考察团，亦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于是河西一带，游客络绎不绝”。1942年，西北史地考察团考察了甘肃、宁夏、青海三省。1944年，西北科学考察团考察了敦煌、武威、临洮、兰州等地。这是两次比较成功的团队考古活动，至于以个人名义来河西考察者，更是不计其数。1961年，第一批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公布，在入选的14座“石窟寺”中，敦煌莫高窟、瓜州榆林窟、天水麦积山石窟、永靖炳灵寺石窟就在甘肃。甘肃以石窟数量多、规模大、保存好、体系完整、艺术内涵丰富而有“中国石窟艺术之乡”的美誉。1990—1992年，敦煌悬泉出土了2.3万多枚汉简。至此，甘肃出土汉简占全国出土汉简总数的百分之八十以上。1986年，天水市放马滩秦汉墓群出土了世界上最早的实物地图，为我国乃至世界科技史、地图学史增添了新的篇章。这些重大考古成果，不仅是中国考古学建立、发展及壮大的见证，也是中国考古学跻身世界的重要见证，更是华夏文明研究取得重大进步的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