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者中，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古生物学家麦克·阿彻最具代表性。他认为，假使一类物种是由于人类的活动才导致其灭绝的，那么我们就有道义、更有责任去承担、改善这种境况，并尽力弥补犯下的错误。此外，也有科学家认为灭绝动物复活有进化研究和医学等方面的价值。
但大多数科学家却持反对意见。复活出了灭绝动物的个体并不等同于复活出了其整个种群。换言之，如果只是增加了个体数，无法作为群体生物回归自然栖息地，那就不能称之为复活。更重要的是，科学家们担心这种“复活潮”一旦掀起，最直接的影响是导致现有的生态平衡被打乱——已被生物链踢出去了的物种再强行加进链条中，结果可能会使更多的现行物种减少，甚至是毁灭性的灾难。
有科学家认为：即便人类能够保证让复活灭绝物种与保护现行动物并行不悖，也是徒劳的。科学家正在克隆一种已经灭绝的蛙类——胃育蛙，但即使它成功“复活”了，最大的可能也只是永远留在实验室。因为它们的家园已今非昔比，更别提被认为是它们灭绝重要原因之一的壶菌病，在野外仍然无有效的控制方法。
大多数科学家认为，修复自然，这远比让那些灭绝生物复活更有意义——如果我们连亚洲象都无法保护，克隆猛犸象又有什么意义？诚如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社会可持续性研究所主任格伦·阿尔布雷克特所说的：“如果不能给予重生物种适宜生存的环境，那么一切努力都是徒劳无用，纯属烧钱。”就如2010年法国科幻冒险电影《阿黛拉的非凡冒险》中，一只翼龙复活之后，因无法适应环境，打乱了人们的生活，最终又成了狩猎对象。
与其复活灭绝动物，倒不如更好地关注濒危物种的拯救。美国纽约州立大学斯托尼布鲁克分校进化生物学家约翰·威恩斯说：“拯救濒危物种及其栖息地才是当务之急。在数百万种生物亟待发现、了解和保护之时，我们为何要投入数百万美元让那些已经死亡的动物复生？”
让灭绝动物死而复生，意义固然深远。但在现有条件下投入大量时间和精力挽回逝者，与更多关注和保护生者相比，孰轻孰重？如果人类无法给予动物良好的生存环境，复活动物的最终归宿岂非再次绝迹？
链接 克隆技术及其问题
英国克隆的多利羊因被确诊患有进行性肺病，被处以安乐死。当时它6岁多，正是中年阶段。它的患病和死亡，再度引发克隆动物是否早衰的争论。
多利羊还产生了“多利羊难题”——即克隆动物的年龄到底应该是从0岁开始计算，还是从被克隆动物的年龄开始累积计算，还是从两者之间的某个年龄开始计算？对多利羊而言，它是用一只6岁母羊的体细胞克隆的，那么其寿命到底是6岁半，还是12岁半，还是8岁或10岁？
英国伦敦动物学会生殖生物学教授比尔·霍鲁特认为，克隆生物是否可行，需要很多实验去论证。比如，克隆体在出生时可能一切健康，但其寿命却难以估计，而它们的繁殖完全是近亲交配，其后代可能产生更多的基因缺陷。那些已灭绝的远古生物即便发现了保存完整的DNA，但由于缺乏与它们亲缘关系很近且体型大小合适的现存物种作为代理母体，也就无法克隆。而且必须考虑它们是否能够适应现在的环境，如果现在地球的环境与它们的生存时代差距太大，它们可能根本没法离开实验室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