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和文学永远不是一码事
民间对历史的接受，往往是通过文艺作品。
文艺作品反映的历史真实性特别重要，因为很多人通过文艺作品，了解他们的所谓的历史。《108年前一桩惊天命案》这篇报道，有几方面的价值。
首先是文学的价值。像这样一个素材，没必要演绎加工，它本身就有很大的文学价值。
其次，我们的历史研究，有一种趋向，就是对民间社会的关注越来越多。通过记者的报道，可以了解当时的民情，所以，我想它在史学上也有一定意义。
另外，它也有文化学意义，比如，关于国民性的剖析。……实际上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用史学的规范叙述一个文学故事，我可能永远达不到这样一种境界。历史和文学永远不是一码事，规范不同，但是，这篇报道所提示的方向是很好的，也很可敬。
能不能成为名案，有很多因素
这个题材发掘得很好，是108年前的惊天命案，我看这里面说12条人命，这确实是一个大案。并且，是发生在民间，就是庚子事变前后，这样的历史背景下的案子。这个事件本身就是挺令人震惊的事。就它发生的情节而言，也不是特别复杂，复杂的是这个案子发生之后，就是李马氏告状，用今天的话说是上访，历经了多年，一层层，这个过程是非常曲折的，也非常能凸显这个人物的特点。我感觉这个事本身就是非常有价值的。
但是民间的这种事确实能够成为名案，像杨乃武与小白菜、杨三姐，确实成了名案。和这个重要性肯定有关系，但是肯定不会成正比，有的时候这个事本身更未必就到后世那么出名，这个能不能成为名案，很多因素，阴差阳错的影响。正因为从这个意义上，报人特有的敏感，根据一些蛛丝马迹把它发掘出来，有这么一个版本展示给读者，很有意义。这个题材是属于内容方面的。
第二个感觉，体裁把握得比较好。
史学的功夫和文学这两个方面结合好了，记者才可能做得比较到位。记者的报道不同于小说，不能去虚构一些情节和人物，必须基于事实。记者的这篇报道，可以说查询了大量的史料，比如地方志，有关受害人留下来的东西，有关大臣的奏折、日记，还有一些相关的笔记材料，总而言之是多类别的。
报道里面讲到慈禧，有的时候并不是你想做考证就能考证出来的，文章有存疑，这样处理也比较合适。在写作技法上，它毕竟不同于历史论文，它要去吸引读者，要有可读性，比方说很多背景的东西、很多的联系，跟杨乃武与小白菜产生联系，这样有机地联在一起，就比较丰厚。
从史的方面说，报道里面提到了阳春三月杀戮开始，在后面还提到了“借助洋兵之力”，这个没有很具体，是“借助”了吗？怎么借助的？以“通匪”的理由，如果真是这种理由，这个细节上还是可以发掘的。这个事是不是真借助了洋兵，是不是通匪，这和社会意义联系非常大，这个政治色彩就很浓了。王维勤就是借机进行报复，也影响到这个案件的性质。是一种借机报复，案件的社会意义是不一样的，如果有很明确的证据，就是借用了洋兵，或者通匪，至少这个东西可以进一步发掘，更能凸显这个案件的社会意义。
有社会悲剧，也有个人悲剧
将来可以写一本书，不要搞成演绎。
这桩命案里面有社会悲剧和个人悲剧，这个为我们改编影视定了一个创造基础。它具有历史性、揭秘性、思辨性，没被揭示过，它给我们的文学创作提供了多种可能，不是唯一的。杨乃武与小白菜是一种表达方式，我们该怎么来表达？
和杨乃武与小白菜进行比较，我们会发现都是借助于天子昭雪。没有这个还不行。这是一种真理的标准，这是老百姓的一种坚韧。我是搞文艺的，历史讲的是历史曾经发生的事，我们是搞历史应该的事，所以我们更多的是浪漫的有诗意的表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