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也存在着数量众多的“青铜村”、“制假村”，村子里不论男女老少都能制作青铜器。每天成千上万的仿古青铜器从这里流向全国和世界。
河南目前有很多村镇都以生产赝品作为当地的支柱产业。河南省宝丰县汝瓷研究所所长马聚魁2009年接受《北京科技报》记者采访时说，一个只有300多户人家的村落，成规模的文物仿制厂就有20多家，小作坊更是为数众多。他们除了仿造、复制三彩、陶器等作为工艺品出售外，同时也仿造、做旧“文物”，当作另一种价格稍高的“工艺品”公开出售，销路都非常好。
马聚魁介绍了当地农民将器物做旧的过程。对于瓷器，他们会将刚烧制成的器具埋入土中，时间长的可以达两三年；然后再将盐酸和无水乙醇涂抹到器具上，让瓷器与土结合得更加紧密，给人一种在地下埋藏多年的沧桑感。对于铜器，工匠会戴上厚厚的手套，对着铜器的边缘使劲摩擦，并用铁棒打磨铜器边缘，为的是让铜器有使用过的痕迹，最后再涂抹上化学试剂让其形成腐化层。
此外，作为全国最大的古玩市场，北京潘家园的字画造假早已形成系统产业链，2000年后开始繁荣起来。当时涌现了大批造假者和大量假字画，齐白石的虾、郑板桥的竹、范曾的“关公”，启功、欧阳中石以及刘炳森的书法，王沂东、张晓刚的油画，还有郎世宁、左宗棠、鲁迅的作品，用潘家园不少卖主的话说：“哪个名家的都有，如果找不到，那肯定是刚卖完。”
北京大学文物学院院长李彦君曾提供一组数据：2007年，全国的艺术品拍卖行拍出的官窑瓷器达2万件。2006年到2009年乾隆玉玺共拍出100多件，而实际上乾隆玉玺真品流出的仅有3方。
李彦君解释，之所以没有人追究，是源于中国艺术品市场的霸王条款。这个条款由拍卖行业制定：拍卖行不负责拍品的真伪和瑕疵。
除了造假井喷带来的鉴定困难，造假技术“升级”，也使文物鉴定亟需寻找新方法。
以书画复制技术的进步为例，“现在北京就有很多电脑复制、打印的东西，很多博物馆的老专家之前没接触过。如果按照传统鉴定方法，对图章、气息、神韵，查著录，等等，都已经失效了。”湖南省文物鉴定专家李智勇说，现在吴冠中的油画或水粉都可以打印出来，而且具有立体效果，现代科技已经到了肉眼无法辨识的地步，“我们以前就是靠眼睛，靠手摸一摸就可以知道，现在靠鼻子闻，靠耳朵听。”
此外，不同的文物鉴定难度亦不同。“书画在中国市场最大，制假手段丰富，鉴别复杂。那么多名头那么多画家，每一个画家创造那么多东西，都不一样，无法归类和标准化，甚至不能用一个标准来看同一个画家的东西。”甘学军告诉本刊记者，瓷器鉴定相比书画稍微单纯一些，“玉器有材质和工艺水准的高下指标，在鉴别上相对便利，书画就更麻烦了。”
经验鉴定存在历史断代
在中国国家画院原副院长、著名文物鉴定专家赵榆看来，文物鉴定目前除了科技鉴定没有跟上之外，经验鉴定亦存在历史断代。
“1949年之后文物市场没有了，鉴定专家只能在文物市场里培养，没有市场就没有课堂。老一代的鉴定家在市场中锻炼，解放之后进入文博单位，所以现在的博物馆陈列，特别是故宫博物院、国家博物馆、上海博物馆，各个门类的物品都是标准件。因为它们是被鉴定领域里公认的权威所鉴定的。”赵榆对《瞭望东方周刊》说。
赵榆举例，瓷器类，新中国成立初期故宫博物院用的是著名瓷器鉴定家孙瀛洲和他的得意弟子耿宝昌，“所以在故宫博物院陈列的瓷器都是标准件，没有伪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