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收藏家杨鲁安捐赠的8000余件文物“失踪”事件被曝光引发关注。2000年初，杨鲁安将价值连城的藏品捐赠给了呼和浩特市政府，藏品在杨鲁安藏珍馆展出。2005年藏珍馆闭馆，这批文物从此“下落不明”。近日，呼和浩特文化局就此事公开致歉，表示新展馆正在建设中，并将邀请杨鲁安家属、学生察看文物存放情况。
文物捐赠存立法空白
目前，我国关于文物捐赠的法律法规主要有1982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2003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和1992年颁布的文物保护法实施细则。这些法律法规对民间文物捐赠和捐献作出了精神和物质鼓励的规定，鼓励文物收藏单位以外的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将其收藏的文物捐赠给国有文物收藏单位，或者出借给文物收藏单位展览和研究。
但最大的问题是，我国只鼓励捐赠文物，却并未制定配套的实施细则来规范捐赠的具体程序。如果出现违反法律规定的情况，该如何承担责任也没有细化规定。
我国公益事业捐赠法对于捐赠程序和捐赠人的权利有着基本规定，但该法的适用范围是向“依法成立的公益性社会团体和公益性非营利的事业单位捐赠财产”，并不能适用于向国有、非国有的文物收藏单位或国家捐赠文物的行为。
立法上的欠缺必然造成实践中的困境，8000余件文物“失踪”事件并非个案。1986年，捐赠人卓登向咸阳市政协捐赠了百余件于右任书法作品，从此再也无法查明这些捐赠物的下落，更无从知晓捐赠物的保管情况。据媒体报道，部分捐物已被工作人员拿回家中“保管”。由此可以反映出，我国对于文物捐赠的法律规定过于单薄，无论是从立法层面还是实际操作层面均应当加以完善，否则不仅无法满足文物保护的需要，也将极大地打击民间文物捐赠人的捐赠意愿。
捐赠人意愿须受尊重
根据物权变动原则，捐赠人一旦完成捐赠行为，将捐赠物交付给受捐单位，就不再拥有对捐赠物的所有权，但这并不意味着捐赠人与捐赠物再无瓜葛。
文物保护法第52条规定：“国有文物收藏单位应当尊重并按照捐赠人的意愿，对捐赠的文物妥善收藏、保管和展示。”也就是说，在作出捐赠决定时，捐赠人有权就捐赠物的品种、数量、金额、用途和受赠对象等内容表达自己的意愿，并可以附带提出其他合理要求，如要求获得某种荣誉，或者保留署名权等。受赠单位应当予以充分考虑、妥善落实，不能擅自改变捐赠物的性质、用途。特殊情形下必须改变的，要通知捐赠人并经其同意，避免伤害捐赠人的感情和权利。捐赠行为完成后，捐赠人仍然有权对捐赠物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受捐单位违反其意愿的行为提出质询，进行投诉。
除遵循捐赠人的意愿外，受捐单位还应遵守一般性文物保护规定对捐赠文物加以管理、保管和使用。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第37条专门规定了国家机关和国有企业、事业组织等收藏、保管国有文物的义务：“(一)建立文物藏品档案制度，并将文物藏品档案报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二)建立、健全文物藏品的保养、修复等管理制度，确保文物安全；(三)文物藏品被盗、被抢或者丢失的，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案，并同时向所在地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文物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文物犯罪最高可涉死刑
我国法律法规对文物捐赠的受赠主体只进行了笼统规定，按照文物保护法及文物保护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我国文物收藏单位是直接的文物受赠主体，其他国家机关、部队和国有企业、事业组织也可以收藏和保管国有文物。事实上，这些单位在对捐赠文物进行管理、保管和使用的过程中，确实出现了诸多问题，造成文物毁损和流失。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上述情形的发生不仅要受到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还会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