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人们在辨识元代青花瓷器的各项特征时，往往多将其概括为：“胎体厚重，所用青花分为国产料和进口料两种，国产料呈色浅淡，多用于纹饰简单的小型器物，进口料呈色浓艳，带有黑色结晶斑，仅用于纹饰繁褥的大器和外销于西亚及中东地区的瓷器，并在各种元代青花瓷的底足露胎处泛有深浅不一的火石红痕”。
随着中外陶瓷考古交流的发展和大量元代青花瓷器的出土和发现，展现在我们面前的各种元青花瓷器促使我们有必要重新认识元代青花瓷器的全貌。
一、现存西亚地区的“元代青花外销瓷”的艺术特色和存在属性
“元代青花外销瓷”在海外各地均有发现和庋藏，其中最精美的部分完整保存在西亚地区。这些全面、系统，数量众多的元代青花瓷被中外学者们公认为是西亚的穆斯林信徒们专门订烧的外销贸易瓷。
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始于唐宋，盛于明清，尤其是清代的多个窑场烧制的品类繁杂、数量众多的外销瓷器，多是根据对方需求及提供的式样，并溶入了外来文化的绘制技法而形成的。
“元代外销青花瓷器”现主要保存在西亚的土耳其和伊朗。器型有高达七十厘米的葫芦瓶、口径达五十厘米的大盘、口径达三十厘米的大碗、高达四十厘米的大罐等，这些瓷器均与中国本土青花瓷器艺术特点一致，所绘纹饰有龙、凤、麒麟、鱼、鸳鸯、菊花、牡丹、石榴、鸡冠花、莲花、西瓜、松树、梅花、竹丛、芭蕉、海涛、坡石、栏杆、变形莲瓣纹和几乎在每一件瓷器上都画有藏传佛教中的“八宝”纹饰。而国内现存的元代青花瓷中带有“八宝”纹饰的却不多，且多出现在元代贵族官宦的墓葬和窖藏中，一般小件的民用元青花瓷器上很少见到。另外，西亚地区遗存的元代青花瓷整体制作水平精美、器型硕大、数量不多、不同于中国古代外销贸易瓷在海外分布范围广、数量多、制作档次杂的特点，其中又以中低档日用瓷占主流。
从这些元代青花瓷器上，找不到一点带有西亚当地民族宗教信仰和民间风俗的纹饰痕迹，几乎在所有的瓷器上都出现被元代统治者尊为国教的藏传佛教为内容主次纹饰，并杂以代表中国古代皇权的龙凤纹和诸多汉民族文化艺术风格的纹饰，这在信奉伊斯兰教的地区成为贸易瓷是不可想象的。
倒是此后二百多年的明代正德皇帝烧造了许多带有伊斯兰教和阿拉伯风俗内容的官窑瓷器，它们虽然广为流传，但也未像元代青花瓷一样流向西亚和中东的阿拉伯地区。两者鲜明的对比，不禁要使我们对西亚的元代青花瓷的属性产生疑问。在收藏元代青花瓷的土耳其托普卡比宫中藏有一幅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宴请外国使节的图画，画中官员们围坐在圆桌旁手持长柄金属勺从一个中国古代烧制的青花缠枝花卉纹钵中盛取食物，而这件青花钵的器型、纹饰十分像明代早期的青花瓷器。
由此可见，西亚地区流散的元代青花瓷器不应该被全部简单的认为是当时的外销贸易瓷。古代西亚地区的统治者，并不是这些瓷器的最早接受者，而且他们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知道这些瓷器上的纹饰的内容真正含义。
1253年，成吉思汗之孙蒙哥汗派其弟旭烈兀第三次西征，1256年征服了波斯全境，1258年平十余国，占巴格达，阿拉伯帝国亡。蒙哥汗把阿姆河以外之地，委付旭烈兀统治，建伊利汗国。忽必烈时赐旭烈兀之子阿八哈汉文王印，成为元代藩属国，其地域囊括了阿姆河以西及阿拉伯半岛的广大地区。而这些瓷器应是元代中央政府赏赐给附属藩国的御用瓷器。许多被西亚地区的后人获得后献给了神庙和最高统治者，并被嵌上金银装饰，认真的保存起来。与此同时的中国，厚葬之风使大量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埋入了地下，传世中的少量元青花瓷器在无数次天灾人祸中消失或流散海外。虽然国内出土了许多精美的元代青花瓷器，但没有一件出自元代皇帝和藩王的陵墓，这也给经常为最精美的元青花瓷器遗留在海外而遗憾的国人存有一丝悬念和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