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兴华：复旦大学文博系教授、博导、中国书法院研究员
梅墨生：中国国家画院理论研究部副主任
蔡显良：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广东省书法院特聘研究员
书风分三阶段
早期处传统与帖学，中期碑帖融合，晚年渐臻化
吴昌硕为康有为刻有一枚共27字的著名印章，“维新百日，出亡十六年，三周大地，游遍四洲，经三十一国，行六十万里”，这枚印章足以概括康有为的一生。谈及其书法艺术，暨南大学书法研究所副所长蔡显良指出，无论如何也绕不开康的书学代表作，亦是碑学史上的代表著作，即《广艺舟双楫》这本书。而根据目前最为流行的分法，康有为的书法创作大体可划分为三阶段，且其创作又与政治生涯密不可分。戊戌变法之前，是帖学时期，是第一阶段；变法失败后，羁旅海外的碑帖融合时期为第二阶段；而归国后晚年渐臻化境为第三阶段。
根据这一指引，追根溯源，先回到其学书起点上。从《广艺舟双楫》中康有为的自述中，可以得知，少年时期，康有为受祖父康赞修的影响，开始学习王羲之的《乐毅论》及欧阳询、赵孟頫的书法。19岁跟随朱次琦学道德文章时，兼习书法，其间主要以宋拓欧阳询的《九成宫醴泉铭》，后改学欧阳询子欧阳通的《通因法师碑》，并临多位名家的碑帖，如裴休书《圭峰碑》(全称《唐故圭峰定慧师传法碑》)、欧阳询书《虞恭公碑》、柳公权书《玄秘塔碑》及颜真卿书《颜家庙碑》。因此，从其自述中，蔡显良分析，这主要是康有为受所处的时风浸染，年轻时在科举取士的感召下，他的书法学习与同代年轻人一样，主要是学当时“盛于嘉庆、道光之间”的欧体书法。而从所研究过的资料来看，康有为早年书法主要追随时风学欧楷，兼学颜体及其他，早期的书法完全从传统的，及帖学中来，并未见其他师法的取向。这是由当时岭南地处偏僻所限制的客观原因，没有”佳本“可学，因此，未受碑风的影响。
而居京期间，康有为重新捡起篆、隶书。其篆书主要从《石鼓文》学起，尤其对邓石如情有独钟，并由此悟到，“吾亦欲采钟鼎体意入小篆中，则新理独得矣。”而从现存的康极其少见的篆书题刻《素洞》和手迹《七桧园》来看，其用笔与结构，均明显受到邓石如的影响。不过，蔡显良指出，尽管康非常推崇《灵庙碑阴》等碑的书法，但推崇与实践毕竟是两回事。用康有为自己的话来讲，较易于理解。“我平时很爱好《石门铭》、《郑文公》等，但我的字截然和这些字不同。然而，不能说，我和这些碑不发生血肉关系。可是，我不求形似而求神似，我自信做到了这一步。你看我的字，能说是哪一家哪一派吗？”(李任夫《听康有为先生谈书法》，刊于《文史精华》，1996年第7期)。对此，梅墨生分析，清代道咸以后的书法中人，多数持这样一种态度：既难以挣脱帖学书法的秀润韵味的吸引，又更加向往碑版摩崖书法的雄逸气象的召唤。于是乎，人们纷纷尝试着做以碑化帖，或以帖化碑、碑帖参合的努力，便是康这样的崇碑派人物，或多或少都有些难割难舍任何一方的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