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美术现代性具有内生原发性质
中国文学、中国美术现代性建构的逻辑起点究竟始于何时？西方汉学界的主流看法是，既然从“天下”意识形态转向个体性的民族国家，从传统的“宇宙主义”(天人合一)走向辩证斗争是中国现代性的标志，那么，很显然，回应西方文学、艺术的挑战即为中国文学、艺术现代性的开始。据此，1916年胡适的“文学改良八事”，或1918年鲁迅的《狂人日记》，便可视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起点。国内文学史界、美术史界大都屈从这一看法，美术史家在撰写现代史时，大都习惯性地从1918年的“美术革命”开始着墨。
上述观点换个方式表述即中国文学、美术是“被现代性”，被“现代化”的。这一判断，可以说是中外学者多年来构建中国近现代文学、美术叙事框架的思想基础与价值准则。事实上，从18世纪以来，西方的一些主流学者就在亚里士多德“希腊人天生就是自由的，东方人天生就是奴隶”偏见的影响下，步调一致地认为中国缺少现代性所必备的自由精神。如孟德斯鸠曾作出过这样的结论：“在那个地方（中国）的一切历史里连一段表现自由精神的记录都不可能找到。”黑格尔研究了“亚细亚社会”及生产方式后甚至说，“亚细亚社会”已偏离了人类历史的普遍进程，属于“已被扬弃的‘文明’”。M.韦伯也明确断言，中国根本不存在走向现代的社会文化背景。不难看出，西方学者看法的共同落脚点是，无论从政治制度、生产方式，还是思想资源上看，亚细亚社会都不存在向现代社会转型的原发性因素与动力，而只有依赖于西方资本的入侵与文化的植入，中国才有可能完成由古典到现代的历史跨越。一句话，中国只能“被现代化”。在美术史界，苏立文、高美庆、科恩等人运用这一模式所得出的结论是：中国美术的现代化即西化。
然而，上述观点虽然堂皇，却与明清之际社会发展的史实有着巨大的差异。据学界近年的研究，最晚至明嘉靖年间，中国早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普遍产生，“工商皆本”、自由贸易和对外开放为主要内容的近现代经济思潮成为社会思想的主流。在政治思想上，则出现了由皇权至上向人民福祉至上，由“私”向“公”，由特权人治向法治转化的现象。此一时期，思想文化界的成果尤为丰硕，从王阳明的心学到李贽的个性解放之论，构成了正统思想之外的早期启蒙思想，其核心是建立在自然人性论基础上的新理欲观与情欲观，以及独立的个性精神等。据这些丰厚的史实，我们可以肯定地说，明清之际的中国社会已具有现代性的萌动，其现代性的发生，和西方一样，具有内生原发性质——这是我们从明清之际社会发展的史实，而不是从既有的概念和叙事模式出发所得出的结论。
由明中晚期艺术家开启的中国美术现代性
在文学界，汉学家普实克就极其敏锐地把文学体裁的转换作为现代文学在中国发生的表征。在他看来，在明代，随着向“市场”出售作品的新型文学家、艺术家的出现，诗歌艺术开始让位于小说和戏剧，后者的世俗性质、“市民趣味”及新叙事模式便构成中国文学的早期现代性。
明末的美术现象更有说服力。中国画及至明末，笔墨已高度成熟，自律性地上升至“程式化”的高度，即笔墨已超越所描摹的自然物象，自在地构成具有抽象审美价值的语言。晚明三大家中，徐渭以“泼墨”的方式彻底摆脱了写实的纠缠，将中国画提升至“写意”的高度；陈洪绶则醉心于人物画各种线纹的变化与组合；至于董其昌的山水，干脆如清人钱杜所说：“有笔墨而无丘壑。”语言的独立性，加上“市场”体制所带来的画家的职业化身份，以及在早期启蒙思潮影响下形成的“个人主义”(个性化)，再加上为满足新兴市民阶层审美趣味而形成的世俗化取向，便构成了中国美术早期现代性的三大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