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永玉：我并不是说生死没什么了不起，而是我习惯了，对人生理解、对死亡理解的程度不一样。看死人看得太多了，这是社会性的杀戮。另外一种是风俗性的，我们那里把一个死人放到山上盖个房子，在尸体外面扣棺材，套四五个棺材，多少年以后就不臭了。我们下了学从棺材缝里看，我们的生活就是这样。到了战争时候，抬伤兵来来往往，就不是很紧张，生死的界限不是太明确了。
新京报：“文革”的时候你怎么出去玩？
黄永玉：“文革”的时候我医疗本上全是病，全是假的，医生帮我签的。一签就有一个月的病假，我就在家里做烟斗啊，写生啊，去玩啊。还碰到过有些没有进牛棚的先生们，他们吓坏了。颐和园的谐趣园，我搭个帐篷，我们家都在那里。有个国画界的同志来玩，吓坏了，他沿着湖走过来叫我。“什么事？”“你回去不要说你在颐和园碰见我。”他没事也怕。我说“我什么时候到过颐和园？”【论写作】
希望反映丰富多彩时代
新京报：你这部小说容纳了太多东西，自己有考虑结构的问题吗？
黄永玉：我没有结构，按照年份写。现在正在写什么呢？写到学校，先碰到一个同学。这个同学很有意思，一直到“文革”过后我们还有联系，懒洋洋的，对什么事都无所谓，是个印尼华侨，见谁谁都讨厌。他讨厌人家，人家也讨厌他。人家一生气，他就说“那那那我请客，小巴黎。”有的人不买账，请客也不理。就这么一个人。到了学校之后他不考试，在学校玩了一年多。跟我同班，比我大3、4岁。考试时脚都跷在课桌上，光脚，一边抠脚一边答题。老师说“你这个同学脚不要跷在桌子上考试。”十几分钟他就交卷了，什么都先交卷，最后看榜，他考第一。
新京报：后来还有联系吗？
黄永玉：到了解放后，他在侨委工作，讲话还是讲风凉话，到我家说“我没有办法啦，你现在当教授了。”有一次说要请我和我爱人吃饭，快走到餐厅时，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今天不想吃东西。”我说“你这个混蛋。”“文革”后他又说请我吃饭，说这次真的请客。我找了7、8个他不认识的朋友，狠狠的，什么菜都叫，满满一桌。他吃一半站起来说“我这个人真无聊，请你们这帮无聊的人，花我这么多钱。”九几年在香港见，他又那个样子，说风凉话。所谓人性，他是个好人。这个人写完了，现在写另外一个。我也没有提纲，有提纲就限制了。
整个来讲，我希望反映一个时代，丰富多彩的。不是说这个是革命者，这个是落后的。
【叹故乡】
凤凰那种漂亮风格没有了
新京报：你的小说里也有很鲜明的时代背景，比如写到了村里人对照相的看法，对孩子喝牛奶的议论。
黄永玉：外面传来一些文明的事情，大家就很惊奇。两节手电筒照不远，买个四节的，白天也照。后来有六节电池，能打到山顶上的庙里头。很多东西城里头有城里头的感觉，我们有我们的感觉。比如一大清早，河边都是雾，几百妇女在河边洗衣服，太阳从山上出来……城墙、城门楼子、老远的桥、山上的雾，这些城里的孩子看起来感觉是不一样的。当时我们不懂得把感觉标示出来，但是在那样的环境里受到浸润。汽车都没有见过，老远一个点子，像一座房子一样。坐汽车的时候，上面走了，下面没有走，这是乡下人的感觉。个人有个人吸收的方式。
新京报：发布会上，你也提到了凤凰子弟的一些好传统。
黄永玉：到1950年我回去了也是这个状况，一直到上世纪80年代，我带几个香港朋友到凤凰。当时正好过年，我们到山坡上的一家做客，那个人家给每个客人做一碗酒酿加鸡蛋，客人放了红包。我们告别下山，那个老太太拿着红包追下山来，“掉了东西，里头有钱！”“就是给你的。”“那怎么行，不要不要。”然后半路有个客人说帽子不知道丢到哪儿。我说总会有人拿来的。果然一个骑车的人追上来问“你们的帽子是不是？”当时是这样好的，现在你再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