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场必须扩大，近在咫尺的蒙古又不能或不愿、不敢下手，何处才是其理想的侵略之地呢？松室孝良在经过详细的调查研究与认真分析之后，将日本帝国对中国的下一个侵略目标，锁定在“易于进攻的中国华北”。其主要理由有下列三点：首先，作为消费市场的主体——人口，华北所拥有的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陕西、河南七省的人口总数约一亿，“为满洲三倍，消费能力当然在三倍以上”。商品之进出，又有便利的天津、青岛两港可资利用。其次，作为日本国内生产所必须的原料，华北七省拥有丰富的煤、铁、小麦、棉花、大豆、石油等，且储量甚丰。松室孝良得出结论：煤的储量仅次于美国，占全世界的第二位，其中仅山西省的储量，就占全中国的一半以上，为中国东北最大煤炭基地——抚顺煤矿的120倍;铁的储量，全华北约在2亿吨以上;小麦的年产量，仅山西、山东、河北、察哈尔4省，即多达11000万担。此外，华北的棉花，年产约330万担;大豆年产约5000万担。因此，占领华北并使之长期置于日本帝国的统治之下，对日本来说，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则原料产量当能增加3倍，民众之消费能力，亦自能大为增强”。第三，对于华北的民众和官吏，松室孝良认为：华北民众大多属于“奸猾而薄弱，易于利诱与威胁”之类;“民众间缺乏团体组织与训练，完全为散沙状态。惟少部分反满抗日实力，仍是再接再厉的与我持斗，虽迭经宣抚、讨伐、军事政治工作，仍为帝国心腹之患”。对于活跃在华北的爱国学生和抗日志士，他们“虽有相当组织与坚决的意志，然大部分为客籍分子，殊难深入华北之当地民间，一旦华北变起，势必大部瓦解，不足为患”。与此同时，松室孝良也看到了爱国志士的发展潜能，认为“彼等深刻的怀抱反满抗日的思想，将来返回乡里，势必组织鼓吹抗日，组织实力，训练民众，亦殊为帝国之大敌”。有鉴于此，松室孝良向日本帝国建议道：“帝国为免激发其反感，对于彼等行动，应采督促华北政权自行取缔主义，尽量避免直接干涉。”松室孝良感叹道：“故华北诚我帝国之最好新殖民地也。”
妥协退让：助长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
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政府，视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为“心腹大患”，全力“围剿”达10年之久;而对于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政策，却视而不见，一味妥协退让。国民党政府及其各级官吏的对日政策和心态，大大刺激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华全面侵略的野心。。。。。（广东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