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道德指出,在审判环节中,办案警方找到相关证人重新做笔录,导致相关证人在关键的作案时间问题上出现改口,而原来的说法对王朝是有利的,能证明他案发时确实在石家庄处理交通事故,但警方后来做的笔录,最后被终审法院采纳。
洪道德表示,审判阶段的补充侦查,侦查主体是检察院,公安机关只能做配合工作,并且,新的调查只能是补充和解释,而不能在已经讲得很清楚的作案时间上再做文章。他指出,上述证据是“被污染的证据”,应当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
特写
“这4年一直在等待时机”
“3629天”——在2015年10月12日的日历上写下这几个字后,住在石家庄师范街的杨惠贤关上门,走路去离家不远的河北高院。这天她有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去给儿子王朝递交刑事申诉状。
63岁的杨惠贤至今记得,王朝出事是在2006年10月31日。当天晚上10点多,儿子还没回家,打电话显示关机。“这孩子从来没关过机,每天回到家里,再晚都要到我房间跟我打招呼。”
直到十多天后的11月12日,杨惠贤才确定,儿子被警察抓了。当天,保定市北市区公安分局的一名警察到家里来搜查。
“看到拘留通知书,我反而觉得高兴,也觉得可笑,因为王朝涉嫌的是抢劫罪。”杨惠贤坚信自己的儿子不会有问题,“那时候他做电力设备安装生意,不缺钱。他脑子简单,跟朋友吃饭总是爱抢着买单。干什么调皮事,他也不会干抢劫。”
然而,王朝并没被释放,而是先后被批准逮捕并提起公诉。也是在警察上家里搜查那天,杨惠贤接到通知,可以为王朝聘请律师,但直到2007年1月12日,律师才会见到他。律师了解到,早在2006年11月2日王朝被送看守所时,看守所就拒绝别人接触他,因为“他浑身是血”。
“第一次判他有罪时,王朝不服,当庭骂法官,被法警押走。我眼睁睁看着,一屁股坐到椅子上,天昏地暗。我觉得跟一场噩梦一样,迷迷糊糊,瞪眼看着他被拉走,自己动不了。”杨惠贤说,她不能相信,明明有证据证明案发日王朝在石家庄处理交通事故,法院却不予认定。
来自体制内的两个声音让她相信儿子是清白的。一是原审一审第二次开庭后,主审的曹姓法官找到她说,他认为有罪证据不成立,准备判无罪时,突然被法院换下。第二次则是宣判后,来自北市区分局的3名警察交给他一份举报材料,告诉他此案主办人李刚主导了王朝案的造假。
在“我爸是李刚”事件之后,王朝案被媒体曝光与李刚有关。但李刚经受住相关部门的调查和“考验”,而王朝也在经历重审的一审和终审之后,于2011年再次被认定为有罪。杨惠贤跌入了谷底。
“这4年一直在等待时机。我没向河北高院提起申诉,是因为怕浪费申诉的机会。”杨惠贤想的是,一旦被河北高院驳回申诉,就只能走信访程序,向最高法院申诉,“这等于走到了尽头。”
在看守所和监狱里,王朝从来没有认过罪。“他一直让我申诉,有很多次,我告诉他我交了申诉状。见面时他就骂我,说我是骗子。过后我去看他时,管教告诉我,王朝骂完我回头就哭了。”杨惠贤说。
王朝目前被关押在保定市满城区的河北太行监狱。杨惠贤说,在9月份一次探监时她发现王朝不在狱中,9月21日,在离监狱最近的一家医院,她找到正在就医的王朝,得知他被关禁闭,吞了钉子。
“他的状态很差,血压130/190。”杨惠贤意识到儿子处于崩溃状态,这才下定决心申诉。至于何时会有结果,她不敢预测。
但杨惠贤坚信有朝一日王朝的案子能翻过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母子团聚,让儿子过正常人的生活。”
她住在一个130平方米的三居室里,早就习惯了孤独。她坚持每天写日记,在日历上记下儿子失去自由的天数。“我最讨厌过节,别人是一家人团聚,而我却不是。”在她家客厅的墙壁上挂着一个木框,中间是一个篆体的“家”字。本版文并摄/见习记者李显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