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官评官”相反，在新世纪初，中国一些地方的基层开始兴起“民评官”活动。“民评官”把对官员的评价、推荐权力，直接交到民众手上，使得官员由对上负责转为对下负责，必须认真倾听民意，顺应民情，服膺民愿，从而很好地解决了政府和官员的执政合法性和政绩认定的问题。因为如果不搞“民评官”，任何一级政府和官员，都会声称自己是代表民众的，都会想尽一切办法说自己的政绩是显著的，老百姓是满意的。正因为这样，邓小平认为，官员自己说的不能算，必须把“人民高兴不高兴、赞成不赞成、答应不答应、拥护不拥护”作为衡量一切工作成败得失的标准。据此，党的十八大报告确立了服务型政府建设的四条标准，其中一条就是必须“人民满意”。
其实，在社会主义史上，巴黎公社早就开创了“民评官”。巴黎群众创造了多种多样的形式对官员开展评论和监督。第一，要求公社委员和各级领导人向群众报告工作，解答各种质询。当时巴黎有俱乐部36个，国际巴黎支部32个。这些组织非常活跃，经常召开会议，讨论研究公社大事。第二，要求公社委员和各级领导人通过公社刊行的《公报》和《公告》，向群众公开宣布各种法令、声明、通告等，使人民群众及时了解公社的决定和措施。对于公社的失误和错误，也毫不隐瞒地公布于众。当时巴黎还有各种各样的革命报刊16种，经常反映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接受民众的评判。第三，要求公社委员和各级领导人接受群众的来信来访。巴黎公社的人民群众政治热情十分高涨，他们经常向公社写信反映意见，提出中肯批评和书面建议。公社官员对群众的来信来访十分重视，总是认真讨论，及时改进。
同时，广泛推开“民评官”活动，对于在基层社会培育民主、调动民众参与政治，无疑起到了一种积极而稳妥的推动作用。“民评官”活动的普遍开展，必将使民主由一种远离人民群众的陌生理念转变为基层社会普遍遵守的运行规则，可以为训练基层群众的民主素质和能力、奠定民主制度的社会基础提供制度化、经常化的实践。这样，当基层社会掌握了运用民主程序和自治组织载体，表达意愿、反映要求并能实现自己的利益需求时，民主就将成为人们的一种日常习惯、一种生活方式。
无论是过去还是今天，“民评官”都使官员不能再把眼睛盯向周围的小圈子，而是要投向广大民众，由此评出了官员的干劲、水平和境界，使官员的工作作风和精神面貌发生了明显变化，形成了想干事、能干事、干成事的浓郁氛围，弘扬了说实话、干实事、求实效的清新政风。政之所兴，在顺民心；政之所废，在逆民心。开展“民评官”活动对于深入贯彻落实党的群众路线，促使官员始终牢记并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宗旨，具有极大的政治效应。甚至可以说，广泛地、扎实地开展“民评官”活动之时，就是“权为民所赋、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得到有效的贯彻落实之时。（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