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两千年的封建社会是个很有趣的社会形态，其中法制的发展就很有特色。科举士子们十年寒窗和考试内容都是圣贤文章，法律条文、刑侦知识，甚至是起码的人情世故都不是必修课。但一旦取得功名做了官，就可以坐堂听讼，裁判是非曲直，也不管他懂不懂法。只要圣贤书读得好，道德品质就好、法律素养就高，这就是中国古代的司法逻辑。尽管到唐朝以后已经有一整套比较成熟的法律体系，但司法过程仍然是经常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裁判过程也以司法者的道德标准为准则。
到了清朝，人们开始认识到法律的严谨和统一性问题，而且司法审判还作为朝廷考察地方官员政绩的头等大事来抓。只会《四书五经》的官老爷们开始寻找帮手。这时，一个独特的阶层出现了，那就是师爷。他们用经济、政治、法律等方面的知识去弥补那些只知读圣贤书的科举老爷们的不足，在经营属地、社会管理，甚至在军事指挥上出谋划策。他们无官无品，不食朝廷俸禄，不占衙门编制。他们是在职官员招募来的幕僚，并支付报酬。他们协助幕主处理各类衙门事务，甚至处理个人隐私。当时师爷的分工还很细，有书启师爷、钱谷师爷、征比师爷、挂号师爷、刑名师爷等多种。这刑名师爷就是帮助决案断狱、审理案件的幕僚。
一则因为普世价值观的原因，法律条文、刑侦、解剖等知识是小枝，比之于孔孟的大道来，是为官者不屑于去学习的。二则因为官本位心理，当官的也不愿意纠缠在案牍劳形中。但没有这些知识，没有这种公仆心，就很难公正公平地审判案件。古人尽管对法不重视，但对公平正义却有着执着的追求。不管你治理属地的人口翻了几番，财税多了几倍，如果你执法不公，就算不得“青天大老爷”，就有被弹劾的真实证据了，自然这官位就不保了。更加之清朝统治者吸取明朝灭亡的一些教训，严格对官员的管理，把执法审判工作纳入到政绩的考核中来。说起来，现在还要向古人学习，在追求政治、经济政绩的同时，莫忘了推动司法的进步。有了这个背景，刑名师爷走上了历史舞台，成为了中国古代法庭中的幕后听审者，被人称之为看不见的法官。
他们是读书人，有的是世代相传，有的是科举失意。他们在父子相承或有目的的学习中，熟悉国家政策和法律条文，精通决狱断案之法，深谙世情百态。他们虽不是最后的裁判者，但对于那些“吊书袋”、“五谷不分”的书呆子官员来说，投签拍板只是一个法律手续而已。
他们与幕主的关系也远不是雇主与雇工的关系。从名称上便可看出，师爷者，师也。师爷是幕主请来的，双方之间的关系是主人和宾客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学生和老师的关系，地位是平等的。有的官员甚至尊称师爷为“先生”，自称“学生”。家仆称官员为“老爷”，而师爷称官员为“东家”、“东翁”，这也可见师爷远不同于家仆。为何如此，很明显，在人情世故和处事决断上师爷更胜一筹，而这些恰恰关系到官员的升迁，他们能不敬着点吗？最有名的例子要算曾国藩的师爷章士杰，将奏折上的“屡战屡败”改为“屡败屡战”，从而让批评变为了嘉奖。由此可以想见，因一笔之误，一事之失，而致幕主声败名裂，甚至身首异处的自然也不会少。
师爷们不仅有一技之长，而且在办理政务时又是直接的参与者，积累了丰富的官场经验不说，还能聚集丰厚的人际脉络。师爷们离了幕主可以再找一个，反正天下当官的多，不愁没有用武之地。而幕主如果离开了一个好的师爷，不说升迁，估计正常公务都难处理。清末人汪康年就曾在他的笔记里记载了这么一件事：一个姓金的师爷，在某知县处负责审判工作。就因为知县在背后埋怨了他几句，而辞“官”不做，任凭知县怎么挽留也无济于事。知县只好赠他一百两银子送他走。后来这位姓金的师爷凭着官场经验和人际关系花了些钱，捐了个官，步步高升，最后倒成了那知县的上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