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霞(故宫博物院书画鉴定专家)：
照《石渠宝笈》造假不容易
有人一提《石渠宝笈》，就说里面著录的有百分之十几的假画伪作，甚至说清代以前著录其中的唐宋元明画作有40%的伪作，于是大肆批判乾隆皇帝的艺术鉴赏水平，我认为这是不尊重传统的无知之言。因为《石渠宝笈》所收藏的书画作品是中国书法、绘画的历史绕不开的东西，你不能一言以蔽之，而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且，尽管《石渠宝笈》著录中的确有假的，但古书画和其他东西、其他工业产品的造假是有区别的，它担负的是文化传承的重任。像《石渠宝笈》著录的《中秋帖》，确实并非王献之原作，是宋人的摹本，你能说它没有价值了吗？当然，我们现在的发言权还很有限，对它的研究还不够细化和深入。
而《石渠宝笈》受到市场的热捧，是有其道理的：一方面是大家都怕假，著录有保证。现在假货泛滥，不是所有的藏家都很懂行，都能找到非常专业的、有公信力的鉴定人员帮忙“掌眼”的，一看《石渠宝笈》著录就觉得很保险。另一方面是供需差距大，像葱啊蒜啊的价格都会受供需的影响，更别说艺术品了。还有一点就是收藏者的虚荣心。毕竟中国人几千年来都有一种皇家情结，对宫廷里的东西很仰慕。
当然，造《石渠宝笈》著录的假也不是没人干，但难度会比较大。著录里的藏品都只有文字没有图，你造一个出来，专家们一般一眼就能辨认了。因为内府鉴藏印的钤盖有固定的格式和严格制度，装裱的要求和形式也一丝不苟，用什么纸、什么边都是有规定的，这些老材料，造假者上哪儿找去？而且这些都是《石渠宝笈》里没有说明的，造假者很难把握得分毫不差。对于书画鉴定家而言，其实辨识古书画要比近当代的更容易些。古书画是有那个时代的气息的，而像吴冠中、范增等人的作品，哪来的年份感？所以有时还得借助仪器。
从去年开始，《石渠宝笈》著录的作品就时有流拍发生，特别是最近的中国嘉德(微博)2012年春拍，《石渠宝笈》著录的恽寿平、文征明的作品都流拍了，有人就说《石渠宝笈》著录作品的行情下来了，在我看来那是不可能的。这些流拍的作品，很多都是换手非常频繁、反复出现的“熟货”。几年前才拍过，现在就要涨个几倍，那肯定很难。急功近利、频繁换手是会把艺术品市场带到死路的一个顽疾。另外，藏家们也不是傻子，大家都在通过花钱来学习，他们不再跟几年前一样，一听到《石渠宝笈》著录就两眼放光，头脑发热，他们也会去琢磨作品中的艺术含量了。这是进步，是好事。但只要是“生的(初次出现在拍卖场上)、真的、好的”《石渠宝笈》著录作品，肯定还是很受市场欢迎的。像刚刚进行的香港佳士得春拍“中国古代书画专场”，拍出了五千多万港元、曾著录于《石渠宝笈》的明代董其昌作品《行书李白诗篇》就是第一次现身拍卖场。
反方
郭庆祥(著名收藏家)：
信《石渠宝笈》是审美缺失的恶果
现在很多人迷信《石渠宝笈》，认为凡是经过里面收藏的就是真品，就是国宝，这绝对是愚蠢的。
其实，民国时期的专家早就讨论过这个问题了。故宫的老院长马衡专门写过一篇论文驳斥这种荒谬。马衡摆事实讲道理，一针见血地指出，恰恰是皇家收藏，恰恰是《石渠宝笈》著录，里面大部分是靠不住的，理由主要有以下几点：首先，明代中晚期的董其昌是一位著名的书画家、鉴定家，自以为是三百年里面最会看画的人。但他说，当时的宋元名画就价值连城，稍为一走眼，就收进假的。所以，清宫里面的宋元作品真品同样是少数；其次，《石渠宝笈》分初编、续编和三编三个部分，也是三个时间段完成的一部著录书，前后很长时间编撰完成。这本书里就讲到，编这部书只是一个记录，绝大部分并没有做鉴定工作。因为当时这批书画的来源，很大一部分是大臣部下们主动捐献给皇上的，拍皇帝的马屁。反正每到节日庆典，总有大臣主动捐献孝敬，表示忠心。大臣们进献的时候，不管内容如何，写的贡品单子冠冕堂皇，非常好看，大名头的东西多得很。好在是送礼性质，无关政事，也就谈不到欺君之罪。说穿了大家就是哄老头子开心。另有一部分干脆是抄家罚没进来的，如毕沅收藏的书画碑帖就是这样进宫里的，所以真假情况更没人管了。所以《石渠宝笈》初编里头就含蓄地说了，这些东西除了其中有一部分“往往有可观览”的之外，尽有许多不可观览的在里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