爸爸不但管家里的人，还主动帮助他的学生甚至学生的家属。有一次，一位师兄的妻子生病住院，家里没钱，爸爸便拿出我和妹妹上学的学费，交了住院费。我曾经写过一首小诗：“……爸爸的手是画画的手、神秘的手，可以呼风唤雨，改天换地。想什么，画什么，要什么，有什么。爸爸的手是平凡的手、勤劳的手、智慧的手。给奶奶梳头、洗脚、剪指甲，把病中的女儿从深夜背到黎明，给朋友烧菜、做饭、炖鸡汤……”他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
“画美，心灵更美”
1943年，我刚上初中，已经有了基本的是非观念。我们家里兄弟姐妹上学，爸爸从不硬性要求成绩好坏。但有一点，他对子女们的生活习惯、道德品质非常重视。给我印象最深的是，张家的子孙后代有三戒：戒烟、戒酒、戒赌。因此，我们的大家庭中，没有一人敢抽烟、喝酒、赌博。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在报纸上看见一则有关爸爸的小故事，标题是《张大千——世界上最富的穷人》，我打心眼里赞成这一点。上世纪30年代到40年代末，爸爸常在各地开画展，收入不菲，但奇怪的是，我们家并不富裕。根据爸爸的收入，我们家完全可以购置田产，住豪门大宅，可我们的家却“富可敌国，穷无立锥之地。”家里的住房，全是租借朋友的。
钱究竟去了哪里？大部分用来买古画。爸爸不断地钻研、临摹，特别喜欢一些艺术大家，如石涛、八大山人、唐伯虎、郑板桥等人的作品。只要喜欢的，是真迹，爸爸就不惜重金买下收藏。渐渐地，他成了古画的专家、收藏家和鉴定家。爸爸为了画出自己的风格，大胆向古人学习，向民间学习。临摹敦煌壁画时，他不知花了多少财力、物力，还向银行贷款，听说把一家私人银行都拖垮了。他日以继夜地在敦煌洞子里画呀画，进敦煌时满头青丝，出来时两鬓斑白，那时他才40多岁。
爸爸以画画谋生，但从不吝啬。无论是达官贵人、平民百姓，只要喜欢爸爸的画，向他开口，他都痛快应允，不取分文。1940年抗战时期，我们家住在四川青城山上的青宫庙，爸爸经常要带许多画具和纸张上山写生，他请了一位叫王青云的人抬滑竿。一天，王青云提出请爸爸给他画个像，爸爸答应了。第二天，王青云大清早来到我们家，手上还提着一只山鸡。爸爸说：“老王啊，你怎么不给我抓一只活的来，这么美的山鸡，画下来多好呀！真可惜……”老王看着自己的画像，高兴极了。
1963年，爸爸和我有一次去香港。我们住的酒店有两位负责打扫卫生的服务员，他们怯生生地对爸爸说：“我们想请您画一张画。”没想到爸爸笑了，“你们怎么不早说呢？我还以为你们不喜欢我的画。你们每天为我做这么多事，我怎么能不感谢你们呢？我马上动手画。”
那天，爸爸给他们画了一张松下老人，一张花卉。旁边一位客人看得入神，要出高价买这两幅画，爸爸不给，说早有主了。客人一看是服务生，惊讶地说：“我还不如他们？”爸爸生气了：“你有钱可以在我画展时买，我对朋友一视同仁，我们只是工作职业不同，没有贫富贵贱之分，你好自为之吧！”爸爸把画交给服务员时，他们激动地说：“张老先生，您的画美，心灵更美。”他们深深地向父亲鞠躬，表示感谢。
最值钱的遗产
爸爸是一个精力充沛、勤奋努力的人。每天有画不完的画，写不完的字，吟不完的诗，爬不完的山，走不完的路。每次他外出游览回家，不管多少天的长途跋涉，必定把当天的“功课”做完，画画、写字直到黎明。
童年时，我们最大的乐趣，就是几个兄弟姐妹晚上围在爸爸的画桌旁，跟他聊天。记得有一次，我傻乎乎地问爸爸：“徐伯伯(徐悲鸿)的马画得好还是你画得好？”爸爸没理我，我又问：“齐伯伯(齐白石)的虾画得好还是你画得好？”爸爸瞪了我一眼说：“你真没礼貌，小小年纪，不能随便评论老一辈。徐伯伯是专门画马的，当然比爸爸画得好，齐伯伯画虾也比爸爸画得好，我是向他们学习的。爸爸知道自己很笨，所以很勤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