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记忆是什么呢?就是静观默识，在看的过程中把好的景色与结构记在心中。傅抱石说：“我提倡目观心记，多观察，细思考，勤动手”，由此可见，速写和默记实为写生途中帮助画家记忆最好的媒介。
二万三千里写生团途经重庆时，黄名芊曾问老师说：“您在鹅岭公园时间不长，速写也只是勾勒了一个大致的轮廓，而《山城雄姿》画得这么丰富，让人一看便认得这是重庆，有什么奥秘?”傅抱石的回答是必须做到“情景交融”，具体到写生过程就是四字要诀，“将主要的东西和形象都深刻地印记在自己的脑海中，速写只勾大体轮廓”。据黄氏回忆，当时只见傅抱石鸟瞰山城，速写约10余分钟，看画稿“前面是鹅岭山林，后面是山城景色，概括扼要。前景树枝只是几根流畅线条，歪歪斜斜，疏密有致，树叶用线在枝干上潦草圈画几下。山城那么多繁密的建筑，仅勾了一个大轮廓，然后挑选几座较大建筑，如人民大礼堂等稍加勾画，其他一概不画”。(8)傅抱石的速写大抵如此。
写即落实到最后的创作了。傅抱石认为如果上述三个方面解决好后，“笔意相发”就能画出新意和妙境，使得传统的技法在真山真水新风尚新气象中获取新生。傅抱石是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大画家，他对“写”有着更高的境界：“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9)。二万三千里的写生速写，是傅抱石“游、悟、记、写”最纯粹的实践与检验。他不仅言传身教，也为后人留下了他许多的关照。他的学生回忆说：“三门峡之行，傅抱石先生更是心潮激荡，他先居高临下，纵览全景，然后从工棚住区到大坝、电站与黄河大桥，几次三番地细观仰思，既游又悟，有选择地画了好几幅速写……画得较为简约”。(10)
六、为画“山河新貌”而改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是中国社会一个特殊的时期，也是高度政治化的年代。那时传统画法传统观念与新的社会风气以及人生观等各个层面都有不小的碰撞，国家的宣传教育需要新的题材，从而新的审美需求就因运而生。东欧写生、二万三千里写生、东北写生都是新中国美术史上的重大活动，这些活动正是为了响应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提出的“艺术源于生活”的口号而发起的。它首要解决的问题是“中国画传统笔墨如何反映现实生活”。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傅抱石积极回应社会的需求，以满腔的热忱去拥护和实践，曾撰文《思想变了，笔墨不得不变》(11)，解说他在写生途中的感受，以及他思想变化后笔墨的变化。而且，他还宣扬“笔墨当随时代”，认为既然祖国的大好形势已不再是“烟耶云耶远莫知耶”，艺术家就应该画出山河的变化和新貌，一如石鲁所言“色彩带有相当的时代气息”。综观傅抱石的后期绘画创作，他的改变首先表现在色彩上，频繁使用红色，然后就是速写的大量增多。在长期的写生途中，傅抱石已经养成了速写的习惯。即使不在旅途，他也会外出写生。以《雨花台》题材为例，始于1956年，且不止一幅。但是，1958年7月30日他又有《雨花台》速写，对雨花台碑有细致的描绘。次日便有创作。再则为画《茅山雄姿》他又前往茅山画速写，并特意记录下山体上的“东进林场”几个大字。俨然，傅抱石为了新时代的写生创作，为了更好地表现祖国的变化，及时改变了他原来的绘画方式。
傅抱石曾启发自己儿子作画时说：“你想画中国画就必须懂得中国画家观察事物的方法。中国画贵在神似，而不是只追求形似。因此，在观察大自然的时候，最重要的是把握对象特征，理解对象的本质。画速写可以帮助记忆，但一定要对所画的对象有充分的理解和感受。速写中的每一根线条都应该体现出这种理解和感受，而不仅仅是表示着物体的形状。只有这样，速写才能有助于你的创作。你也才能够画出真正的中国画来”。(12)傅抱石速写的作用以及对他创作上的帮助在此可以完全体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