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物质文化，往往具有顽强的生命力，它在一地产生、发展后，会像春天的青藤那样将柔嫩的茎蔓伸向各方，于是，时间、空间带给它一片生机。北宋晚期，浙江宁绍地区曾名噪一时、影响中外的越窑衰落了，但这并不意味着越窑优秀制瓷技术的消亡，而是它迁往他处的转捩点，浙江南部山区的龙泉成为这种传统工艺的主要传播地，从某种意义上说，越窑的终点，便是龙泉窑的起点。不过，事物的演变常带有偶然性和戏剧性，龙泉窑的青瓷生产就是如此。尽管越窑的烧造技术一直在龙泉窑中延续，然龙泉窑为世人所称道的，并不是传统的透明釉青瓷，却是其熔南北制瓷工艺于一炉而烧成的乳浊釉青瓷。
粉青与梅子青釉
因“靖康之难”而迁徙到江南青山绿水间的北方窑工，不仅揭开了南宋官窑青瓷生产的序幕，也给浙南山区烧制类越透明釉青瓷的龙泉窑注入了蓬勃的生机。浙江新昌南宋绍兴二十九年(1159年)纪年墓出土的龙泉窑青瓷碗，釉呈乳浊状，这说明，南宋早期龙泉窑已掌握了乳浊釉的配制、焙烧技术。到南宋中期，龙泉大窑等地的窑场开始改弦易辙，成批生产重复施釉的白胎青瓷。浙江丽水下仓村南宋嘉定十五年(1222年)纪年墓出土的6件龙泉窑厚釉青瓷，即为力证。化学分析结果表明，龙泉窑青瓷的透明薄釉与厚釉属于两种不同类型的釉，前者为石灰釉，后者为石灰碱釉。石灰釉的主要助熔剂为氧化钙(CaO)，含量为13%－16%，这种釉在高温熔融状态下，黏度小而容易流动，故釉层只能施得较薄，否则会出现流釉现象。石灰碱釉的助熔剂中虽然仍有相当多的氧化钙，但比例已降至8%－11%，而氧化钾(K2O)、氧化钠(Na2O)等碱性金属氧化物的含量则大幅度上升，因而使釉的高温黏度变大而不易流动，这就是石灰碱釉可以施得很厚的原因所在。重要的是，石灰碱釉在1230℃左右的窑温中烧成时，釉的玻化程度较低，釉中分布着许多未熔石英颗粒、针状钙长石晶体和硅灰石析晶群以及因釉的黏度较高而未能逸出的气泡，使釉层变得乳浊而不透明，具有碧玉的质感。
南宋人赵彦卫在《云麓漫钞》一书中将龙泉出产的厚釉瓷器的颜色称作“粉青”。在今人眼里，“粉青”是指龙泉窑乳浊釉青瓷的一种接近淡天青的釉色，其他颜色的乳浊釉均被列在“粉青”的概念之外而分别冠以不同的名称。但是，出现于南宋中期的“粉青”之名与此前流行的“秘色”之名一样，是一个特征清晰而界限模糊的宽泛概念。“粉”所形容的是釉的乳浊不透明特征，“青”则是釉所呈现的各种青色的统称。龙泉窑是用龙窑焙烧“粉青”瓷器的，由于窑内各部位温度和焙烧气氛的差异，同窑产品的釉色必然千差万别。这既取决于釉内含铁量的多寡和氧化铁(Fe2O3)被还原为氧化亚铁(FeO)的比例，又受到残留石英、钙长石针晶、硅灰石和气泡的大小、密度、形态的制约，同时也与釉的厚度及重复上釉所形成的釉层之间的交接面有关。当光线射向釉层时，不同状态的釉对光的散射率、吸收率和反射率亦不一样，于是出现了由浅到深、由冷到暖的无数色调，很多釉色是“亦此亦彼”的。对龙泉窑乳浊釉瓷器的不同色调的青色，南宋人用“粉青”二字统称之，简洁而贴切，真算得上高明。而南宋龙泉窑白胎厚釉瓷的青绿色调则被后人称作“梅子青”。
科学测试结果表明，“梅子青”与狭义“粉青”两种釉的化学成分相同，釉中氧化铁的含量均为1%左右。所不同的是，“梅子青”釉在强还原焰中烧成，釉中的铁离子被充分还原，“粉青”釉在中等强度的还原焰中烧成，釉中铁离子的还原率相对较低；“梅子青”釉的烧成温度比“粉青”釉高50℃左右，也就是说，“粉青”釉的烧成温度处于正烧温度范围的下限，“梅子青”釉的烧成温度接近正烧温度范围的上限，较高的烧成温度不但使釉中的气泡逸出，而且使部分晶体回熔，故“梅子青”釉显得较为莹澈透明。然而，有两点必须认清：(1)由于窑内温度、焙烧气氛及釉中氧化铁含量的差异，导致在龙泉窑窑址的瓷片和传世的南宋龙泉窑青瓷中，时可见到半乳浊或乳浊的“梅子青”釉。(2)“梅子青”之名并非南宋时就有，而是晚至清代才出现的。元代龙泉窑产品中梅子青釉的比例大幅度上升，粉青釉则渐渐萎谢。比梅子青更偏绿者，被称作“翠青”。翠青釉瓷器是元代晚期至明代龙泉窑青瓷的主流。《格古要论》云：“古龙泉窑，古青器，土脉细且薄，翠青色者贵，粉青色者低。” 这里提到的“粉青色”，是相对于“翠青色”的狭义的颜色概念，指的是淡天青色。粉青釉、梅子青釉和翠青釉的此消彼长及价值的倒转，不是釉的配制和焙烧技术的衰退，而是制釉技术与社会需求相适应而推陈出新的结果，它所折射出的是南宋至明代世人审美观不断变易的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