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人陆容的《菽园杂记》在叙述龙泉青瓷时说：“……然上等价高，皆转货他处，县官未尝见也。”浙江绍兴宋六陵废墟出土的南宋龙泉窑白胎厚釉青瓷残片说明，特殊的审美价值曾使这类做工考究、烧制不易的窑业制品扮演过宫廷用瓷的角色。元明时期，龙泉窑的上等白胎乳浊釉青瓷，仍受到统治者的青睐。需要说明的是，龙泉大窑南宋至明代承烧御用白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场，属于州府一级的官窑，因而除了宫廷用瓷外，大量同窑烧造的青瓷则以商品的形式进入了海内外贵族和百姓的生活。
龙泉官窑与乌泥窑
经多年研究，我认为南宋官窑的发展序列是：余姚官窑→内窑→续窑→郊坛下官窑，这已得到窑址的出土物和热释光测定结果的证实。南宋人赵彦卫的《云麓漫钞》第十卷在述及青瓷时说：“今处之龙溪出者色粉青，越乃艾色……近临安亦自烧之，殊胜二处。”此卷写于开禧元年(1205年)，因此，这条记载的时间概念十分清晰——“今”是指开始编写此书前后的一段时间；“近”即开禧元年前后很短的一个时期。“临安”指代朝廷，“自烧之”的窑便为郊坛下官窑，而越州生产“艾色”瓷器的窑，就是绍兴元年(1131年)四月之前设立的余姚官窑。值得注意的是，《云麓漫钞》的记载显示出续窑与郊坛下官窑之间的历史不是直接相连的。古代制瓷全凭经验，窑工是技术的载体，技术在人与人之间传递而延续其生命，传递终止也就意味着技术的消失。因续窑与郊坛下官窑之间的间隔时间不长，故同一批窑工便可保持技术的连续性。那么，续窑停烧后，窑工去了何方？从考古资料看，南宋龙泉烧制黑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场，当为续窑制瓷工艺的延续地。
南宋龙泉窑的中心产地在大窑，此地出产的优质瓷器曾被朝廷纳用，所以大窑烧造宫廷用瓷的窑场属于广义的龙泉官窑。然而，清人所谓的“龙泉官窑”，主要是指龙泉生产黑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口。在大窑的窑址中黑胎瓷所占的比例极小，而这类瓷器却是龙泉溪口南宋窑场的主要制品。
溪口南宋窑场有四点值得重视：
(1)黑胎瓷的制作相当精致，虽不及内窑，然总体上却不逊于续窑，有不少器物可与郊坛下官窑的同类制品媲美，这表明它的制作工艺与南宋都城一带的官窑相同。
(2)人们经对比研究，认为此窑的黑胎瓷是“仿官”的，即仿郊坛下官窑的产品，这说明两窑的黑胎瓷的年代相近。
(3)该窑出产的黑胎瓷不见于平民墓葬和居住遗址，可见它不属于市肆行销的商品瓷。
(4)龙泉大窑为龙泉窑的中心产地，那里的窑工所掌握的优秀制瓷技术，完全可以满足地方官府向朝廷进贡各类青瓷的需求，根本没有必要再到远离大窑的溪口另设生产贡瓷的窑场，这反过来说明，南宋溪口窑场的生产性质与大窑窑场不同，而与续窑一样，其产品当主要供统治者使用。
因龙泉溪口的南宋窑场为远离都城的州府一级的官窑，故在由朝廷掌控的郊坛下官窑设立后，该窑的窑火会因地方官府的各种需要而继续燃烧。应该看到，南宋人所称的“余姚窑”“内窑”“续窑”“青器窑”(郊坛下官窑)，均已被考古资料所证实，而“乌泥窑”则尚未被认知。南宋的《坦斋笔衡》、《负暄杂录》在谈到北宋官窑时说：“江南则处州龙泉县窑，质颇粗厚。”这表明北宋晚期龙泉窑已进入统治者的视阈，但在叙说南宋官窑时却不再提“龙泉县窑”。按理说，南宋时龙泉窑的制瓷水平，足可与都城一带的官窑比肩，其产品也被统治者纳用，二书不应漏载，所以，我认为《坦斋笔衡》和《负暄杂录》提及的“乌泥窑”，当为龙泉溪口烧制黑胎乳浊釉青瓷的窑场，南宋人用主要产品的胎色给窑场定名，是为了使该窑在窑名上有别于遐迩闻名的“龙泉县窑”或龙泉窑。至于清人蓝浦的《景德镇陶录》关于“乌泥窑”位于建宁府建安(今福建建瓯)的说法，显然属于臆测，因为乌泥窑虽以产品的黑胎得名，但建瓯附近的建窑在宋代所烧的黑胎瓷，表面施黑釉，南宋人是绝不会将它跟烧造御用青瓷的内窑及郊坛下的“新窑”相提并论的，所以，只有龙泉溪口窑场、“余姚窑”、续窑生产的乳浊釉青瓷与内窑、“新窑”青瓷才具有可比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