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傅增湘《顾鹤逸所藏旧椠书目》推算，过云楼藏书大约万卷，这在当时江南一代的私人藏书楼中属中小规模。在现代图书馆的流通观念远未深播人心的清代，私人藏书楼的藏书不可能广泛示人。但纸寿不过千年，正是因为顾家几代人的嫡传、珍爱，过云楼所藏的宋元珍本才可能流传到今天。
谁偷过顾家的书
乱世成就藏书家也考验藏书家。过云楼所藏古籍不少在入顾家前曾属于历史上赫赫有名的其他藏家。其中，莫友芝和刘履芬的旧藏吸引了很多学者。
莫友芝是晚清金石学家、版本目录学家，出任曾国藩的幕僚时，曾帮助曾国藩收集因兵乱流落失散的文宗阁、文汇阁藏书。可惜莫友芝晚年寄人篱下，在一次访书途中染病身亡，把耗费一生心血收藏的影山草堂藏书传给后代。子嗣们很快就因生活窘迫，把这批书卖光。顾鹤逸从莫氏子孙手中大量购书。
刘履芬是光绪年间一位不得志的底层知识分子，最大的官做到过苏州书局提调、代理嘉定知县。由于家贫，刘履芬的藏书规模很小，据同时代学者记录，不过八百余册。但1990年初出版的《中国古籍善本书目》中却著录了110余种刘履芬的旧藏。
刘履芬爱书如命，能抄书、能校书，“遇善本必倾囊购之，其不能得者，手自抄录，日课书十纸”。53岁时，刘履芬为民请命不过，自戕身亡。顾鹤逸特意收藏刘履芬《鸥梦词》稿本。
眼见前辈藏家的血泪，顾家几代子孙人小心翼翼，却难逃前人覆辙。
第一个“窃书贼”是日本人。1905年前后，日本人岛田翰常到苏州访书，顾鹤逸对这位勤勉的日本同好颇为赞赏，当他提出要借《古今杂剧》、《十段锦》、《圣宋文选》等元代珍本时，未及多想，慷慨答应。不成想这些书一去不复返。顾鹤逸多次托人催讨，却被告知，岛田翰在日本因窃书入狱，在狱中上吊自尽。
1930年代，江南许多藏书楼毁于战火，侥幸保存下来，也纷纷被后人变卖。上海汉口路、四马路一带的古旧书坊里，一包一包收购来的古书等着被运到北方，卖给大宗买家哈佛燕京学社和敌伪机构华北交通公司。
当时上海报纸记载：
国珍贵图书，现正源源流入美国，举凡稀世孤本，珍藏秘稿，文史遗著，品类毕备，国会图书馆暨全国各大学图书馆中，均有发现。凡此善本，输入美国者，月以千计，大都索价不昂——即以国会图书馆而论，所藏中国图书，已有20万册。为数且与日俱增。
顾家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多年战乱，顾家没因为生计变卖过一本书。
顾鹤逸去世后，把过云楼收藏的1360种善本全部传给了四公子顾公硕。据刘蔷考证，顾公硕是苏州知识界坚信“希望在延安”的第一人，1949年之前，以世家子弟的身份掩护中共地下工作者，1949年之后历任苏州文物保管委员会委员、苏州博物馆(微博)副馆长等职。
1953年，顾公硕捐了私家花园怡园和顾氏祠堂；1959年，捐献了家藏金石书画；“文革”开始后，顾公硕主动要求抄家，结果顾家先后六次被抄。顾公硕不堪凌辱，投河自尽。
据南京图书馆馆员沈燮元回忆，“文革”后，顾家藏书并没被立刻返还。顾氏后代给国务院打报告，告苏州文管会，得到批复后，家藏古籍才得以全部返还。
掠版是末等藏家
目前拍卖行中流通的古籍很大一批是“文革”后返还旧主的私藏。2007年，文化部启动中华古籍保护计划，主要着眼于公藏单位的古籍普查、分类、修复。对私人藏家手中的藏品关注较少。
“国家应该重视私藏古籍，或让大图书馆出面收购，国家配套资金支持；或者有目的地做些调查，总比让拍卖会成为古籍流转的指挥棒好。假如这次过云楼的书不被公藏单位收购，又被一个私人藏家买走，隔几年可能价格更高。如果这批书一直在私人手上流藏，学术界永远看不到。”刘蔷告诉南方周末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