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16开本，分为9卷3册，自1946年编成后，终于在延宕66年后由中西书局首次正式出版。
该目录系1946年由国民政府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京沪区办事处组织编制，京沪区代表徐森玉主编，上海合众图书馆馆长顾廷龙具体负责组织实施。顾廷龙先生在为1981年国家文物局内部油印本撰写的《跋》中回忆说：“参考书既备，先生(徐森玉)乃延聘吴静安、程天赋、谢辰生诸君草拟体例，从事编纂，九阅月而蒇事。吴、程二君因事先去，编录校订则以谢君之力为多。”因此，承担主要编纂任务的是青年文物学者谢辰生。
这位青年学者是郑振铎先生新找到的助手，1949年进入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工作，历任国家文物局业务秘书、副处长、研究室主任、副秘书长。现为国家文物局顾问、中国文物学会名誉会长。他参与了新中国文物考古和保护研究的全过程，堪称最有发言权的历史见证人。从1950年政务院颁布的最早的有关文物工作的重要法规《禁止珍贵文物图书出口暂行办法》、《古迹、珍贵文物及稀有生物保护办法》、《古文化遗址及古墓葬之调查发掘暂行办法》、《关于保护古文物遗址的指示》等首批文物法令，1956年《关于在农业生产建设中保护文物的通知》，1961年国务院颁布的《文物保护管理暂行条例》，1967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发布的《关于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保护文物图书的几点意见》，到1982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等等，都是他执笔起草的。
顾廷龙、贺昌群、谢辰生先生等多方收集日本公、私博物馆所藏中国文物图谱、目录，以及张政烺等中国学者的研究著作122种，认真梳理其中所列中国甲骨、石器、铜器、刻石、陶瓷、古玉、丝绣、书画、写经、拓本、杂项、古籍等类中国文物，编成《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收录甲午海战失败以后到1945年抗战胜利前因各种原因被劫夺到日本的中国文物15245件，大部分器物标出了高度、重量、口径尺寸、藏处以及所依据图谱的书名简称、页码，并将乐浪郡王墓、乐浪王光墓、乐浪土城出土之文物，凡中国汉代重要遗物存于朝鲜总督府博物馆者，列为附录一；又将日军侵华期间，日本东京帝国大学考古学研究室在大同、平城，京都东方文化研究所在安阳、商丘，外务省文化事业部在定襄、太原、五台山、浑源，日本驻太原特务机关文化室在五台山，兴亚学院北支那佛教史迹调查团在太原西北蒙山，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在河南平汉沿线等地的34次调查、发掘，“不能详知其所得古物及后来收藏何处”者列为一表，编为附录二，以资调查。随后列出编纂凡例，说明编纂原则和体例设定，再附上《目录》编纂所依据的122种引用书目之书名、编者、文物收藏者、图谱出版者、印制时间等详细信息，然后列出与这些文物相关联的594个日本人物、59家公私博物馆等机构，注明所在卷、页，名之为目次，其实就是我们现在所说的人名、机构名称索引，读者查找十分方便。
编纂这部重要流散文物目录所依据的122种参考书，当下研究者、读者一般不易见到，特为罗列，以期能引起专家和各界读者的关注。如：《文部省认定重要美术品目录》(章华社编辑，日本昭和十二年印行一册)、《东京帝室博物馆美术工艺部第一区金属品目录》(日本大正七年十一月排印本一册)、《东京帝室博物馆美术工艺部第五区玉石品目录》(日本大正九年十二月排印本一册)、《东京帝室博物馆美术工艺部第六区甲角品目录》(日本大正十年排印本一册)、《帝室博物馆年报》(自大正十五年一月至昭和十二年一册)、《帝室博物馆鉴赏录》(东京帝室博物馆编，明治三十九年印本一册)、《帝国博物馆藏周汉遗宝》(原田淑人等编，昭和七年印本一册)、《日本现在支那名画目录》(原田尾山着，昭和十三年东京博文堂书店排印本一册)、《澄怀堂书画总目》(山本悌二郎藏，昭和六年文求堂铅印本一册)、《支那古美术聚英》(大阪市立美术馆编，昭和十四年便利堂景印本一册)、《关东现存宋元版书目》(长泽规矩也编，昭和十三年排印本一册)、《河口慧海师将来西藏品图录》(东京美术学校校友会编，明治三十七年印行一册)、《考古图编》(原田淑人编，昭和二年东京美术工艺社印本第八辑一函)、《西域考古图谱》(二卷，大谷光瑞藏，香川默识编辑，大正四年东京国华社印行)、《泉屋清赏》(住友吉左卫门藏，滨田耕作编，大正八年影印本七册，续编二册)、《瓯香谱》(横河民辅藏，青山二郎编，昭和六年东京工政会出版，图六十幅目录一册)、《古本三国志》(昭和六年兵库县武居绫景印一卷)、《恭仁山庄善本书影》(内藤虎次郎藏，大阪府立图书馆编，昭和十年京都小林写真制版所出版一册)、《近畿善本图录》(日本大阪府立图书馆编，昭和八年景印本)、《德富氏成篑堂善本书目》(日本峰先生古稀祝贺纪念刊行会编，昭和七年排印本一册)、《八年来日人在华诸省所作考古工作纪略》(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大公报·图书周刊》第二三期)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