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于1946年编成后，录存9份，除送交有关部门外，仅存两份一份存放在上海合众图书馆。建国后顾廷龙先生把其中一份送交上海图书馆保存。谢辰生先生在为本书正式出版撰写的《前言》中回忆说：“1981年初，我收到顾廷龙先生来函称，他手上仅存的一份《目录》因复写字迹日益退落，很难保存，要我向文物局反映，可否油印若干份以利保存。当时的局长任质斌同志十分重视，立刻批准油印100份，并安排研究室于秀华同志负责具体操办，经过两年多时间才全部完成，共印100部，由文物局分发各省、市、自治区图书馆、博物馆以及设有文博专业的大学。”谢辰生先生还特请启功先生为之题签。2011年秋，我在追寻王世襄先生1947年从日本追回106箱珍贵宋元版古籍的相关线索过程中，获知谢辰生先生曾在1946年编纂《中国甲午以后流入日本之文物目录》，而且66年来从未正式出版的信息，立即商请北京古籍出版社总编辑杨璐帮助，登门拜访谢辰生先生，书局的出版计划得到谢老首肯，荣幸地获得原样影印出版的独家许可，谢老并慨允为《目录》的公开出版撰写《前言》。
不承想，2011年秋，向国内博物馆、图书馆寻找1981年国家文物局油印本时，竟然遍觅不得，只得转回谢老府上，请求谢老在家中翻查寻找，3个月后谢老从国家文物局原来负责油印的于秀华同志处找到了她仅存的一部家藏本。随即商请国家图书馆古籍馆用高倍进口扫描仪进行扫描复制。不久，遇到一位刚从日本讲学归来的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他非常赞成中西书局的出版方案，认为从甲午到抗战胜利，正是中国遭受日本欺凌、劫掠最为严重的历史时期，在这个时期流入日本的中国文物，大都是通过劫掠、抢夺等非法、非正常途径；其次，这些文物等级很高，均为高品级的珍稀文物；其三，在即将迎来甲午海战120周年纪念之际，把这样一部依据清晰、考订详尽、器物确凿的流散文物目录，在延宕66年之后公开影印出版，非常重要，意义非凡，相信历史、文物、收藏界和媒体一定会高度关注。可他告诉我们在日本早稻田大学图书馆的大书库里就摆放着这部中国国家文物局1981年油印版《目录》，供人翻阅，不禁令人五味杂陈，扼腕唏嘘！不过，这位教授亲历亲见的事实，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中西书局决心仿真影印、公开出版这部文物目录，的确是非常必要的。
顾廷龙先生的《跋》、谢辰生先生的《前言》分别对他们当年编纂《目录》的缘起、过程作了介绍，但二位前辈太谦逊了，对我们后辈人来说，他们的介绍实在是过于简略了。所以，我们在按照原样影印出版这部重要流散文物目录的同时，还必须综合多方面的信息和历史数据，再现前辈学者艰苦编纂的历史背景，还原历史过程，铭记历史教训，感恩前辈的艰苦奉献。
1945年4月，抗战胜利前4个月，国民政府教育部成立“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12月，奉蒋介石和国民政府行政院指令，“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更名为“教育部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以教育部次长杭立武为主任，著名学者考试院考选委员陈训慈、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中央博物院筹备主任李济、中央研究院研究员梁思成为副主任，教育部部长、中央研究院院长朱家骅，外交部长王世杰，军政部次长兼兵工署署长俞大维，中央文化运动委员会主任张道藩，教育部国民司司长顾树森，中央图书馆馆长蒋复璁，北平图书馆馆长袁同礼，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徐森玉，国史馆馆长张继，北平研究院院长李书华，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兼北京大学代理校长傅斯年和著名文物学者沈兼士、刘敦桢、张凤举、贺昌群、张政烺等26人为委员，下设京沪、平津、粤港、武汉、东北5个区办事处。徐森玉为京沪区代表，余绍宋、黄增樾、江彤侯、程复生为副代表，金研僧为助理代表，顾廷龙为办事员；沈兼士为平津区代表，唐兰为副代表，王世襄为助理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