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也可见，盛产优质硬木的越南，贩运包括花梨在内的物品到中国，是理所当然的。再来看看明清时期各种花梨的价位。
明隆庆元年的《两浙南关榷事书》开列各类木价：花梨、乌木每斤银四分，铁力二分，紫檀一钱。清人编《浙海钞关征收税银则例》中，“紫檀每百觔税银五钱，紫榆木每百觔税银三钱，花梨木、乌木每百觔税银一钱五分。”清梁廷枬(zhān)《粤海关志》：“花梨板、乌木每百斤各税一钱，番花梨、红木(指酸枝)每百斤各税八分。”
以上略举几例，用以说明海黄在明清时期，价位与越黄甚至草花梨的价位相差无几，并非如今天傲视群木，比越黄贵10倍，比草花梨贵上百倍，而仅仅是以一种材质优良的木材，混陈于众多的木料中。因此，也不可能以今人的“泾渭分明”、一定要辨个水落石出的态度，来审视越黄和草花梨的；也不会为海南产的花梨木，单独开列一处特别安放地。因此，明清时期，当然会有包括越南花梨，缅甸、泰国、老挝草花梨在内的花梨家具，被大量制作、使用。
那么，贵为天下第一宅的故宫，除了海黄家具，越黄、草花梨也能否闯入？答案是肯定的。从今天故宫摆放的清宫旧藏硬木家具材质看，除了大部分是海黄外，还包括小叶紫檀、酸枝木、草花梨、铁力木、鸡翅木、乌木、楠木，甚至今人看来都鄙夷的柴木家具。那么，凭什么就独独不让越南花梨入宫呢？没有理由。
比利时藏家德·巴盖的藏品
先看被伍炳亮认为 “大多数系越黄”的比利时德·巴盖的藏品。此君藏品2006年4月在北京故宫和南京巡展，时任文化部副部长、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淼在为这些藏品结集出版的《永恒的明式家具》作序中说：这些藏品中“明代家具是最为重要的一部分，还有一部分是清代早期的作品，大部分都是用黄花黎木制作而成的”。但笔者翻开此书，却发现不少非海黄、有越黄痕迹的家具。比如，P67的“雕螭虎龙炕桌”，该书说“独板面心木纹细密瑰丽，展现出黄花黎木纹斑斓”。而实际上，明显可见其材质疏松，油性不足，纹理呆板。P176的独板面“成对方角柜”、P182的独板面“方材圆角柜”、P157的“成对圈椅”等等，都缺乏海黄的独特神韵。而P158的“圆后背交椅”、P154的“圈椅”、P130的“有束腰三弯腿长方凳”，等等，则是海黄的开门料所作。因此，伍炳亮所言“大部分是越黄”，或许有夸大之嫌，但基本事实是存在的。
再来看台湾洪光明编著的《黄花黎家具之美》一书。该书收录47件曾为亚细亚佳古美术与艺术顾问收藏的黄花梨家具与小件工艺品，其中也不乏明显的越黄痕迹。如P36的“南官帽对椅”，材质偏脏，P38的“圈椅”木纹模糊，P55的面独板“圆角A形木柜”油质和纹理，都系越黄明显特征。而书中的P54“方角A形柜”、P61的“罗汉床”、P50的“束腰桌”、P70的“ 锁箱”、P83的“轿箱”，却闪烁着海黄独特而隽永的润泽美、纹理美。
故宫的花梨家具
故宫博物院芮谦所著《你应该知道的131件黄花黎家具》，把他(或许是故宫)认为是海黄的故宫家具大部收录成书。其中不乏开门的海黄，比如用于封面上的P52“四出头官帽椅”，通体油亮，系用海黄中的上等黄红油黎打造，背板还是更幽黑的荧光折褶油黎。P99的“嵌大理石方桌”，系紫褐色油黎。P75的方凳，密度大，颜色紫黄。P31的“朵云纹藤心罗汉床”，三围的纹理回旋，油性也够。P83的“方桌”，一木一器，系纹理美的黄黎，P106的“螭纹方桌”系油质很重的黄红黎，P112的长桌，很有纹理，系油性足的偏红黄黎。大部分的家具则由于年代久远，面上已泛白，加上当时打磨技术不过关，不能从书上看出是具体什么料。但可以断定，大部分是易开采的海南东部黄色花黎，油性不如中西部油黎，纹理普遍顺直，偶尔带几个结疖(即被北方人惊呼为代表海黄美的“鬼脸”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