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1年，《凤凰：中日与东亚》期刊再次刊发了茂叟的三十首完整译文。不过，戴维斯译本所具备的上述优点，促使后来修订《中国总论》的卫三畏，用戴维斯文本替代了茂叟译文。换言之，《中国总论》1907年及以后的版本当中所见到的三十首《采茶词》，是戴维斯译文而不再是茂叟的译文。问题是，1848年版中注明了这组译诗的出处，修订版中却没有。所以当后人再从《中国总论》中转引这一组诗时，就会出现两个不尽相同的文本。而后一个文本即戴维斯译文，很容易被误认为也是出于1840年的《中国丛报》，或者干脆当作卫三畏本人的译笔。
自19世纪末到今天，经过不断被各类书籍援引、节录，《采茶词》有了好几个不同的英文标题，仅笔者见过的就有“Ballad Of Tea-Pick?鄄er”、“A Ballad On Picking Tea”、 “Tea Ballad About Picking”、“The Ballad On Picking Tea In The Garden At Springtime”、“Tea-Picking Ballad”等数种，但究其内容也不外乎是戴维斯或茂叟的译文。这一组在本土并不很受人们重视，连作者也长期未明的竹枝词，在异邦却产生了如此广泛的影响，不免令人感喟。
当然首先因为《采茶词》是一组诗。按照采茶时令的先后叙事抒情，聚焦茶女典型的日常动态，铺陈她们的生活、思想和丰富的内心情感。作为诗歌，它或许不算是中华浩瀚诗海中的精品，却章法整齐，结构清晰，层次井然，而且不用艰深典故，不用繁难字词，三十首一气呵成。行文浅白而声情并茂，是茂叟和戴维斯偏重这组诗的主要原因。后来英国女学者Catherine Ann White 也是为此转录了部分《采茶词》，用作她的《古典文学》一书里中国古典诗歌的实例。1852年，伦敦Grant and Griffith出版社推出儿童读物《家里奇观》，此书由十一个与家中常见实物相关的小故事组成，其中第一个“一杯茶的故事”，用的是茂叟译文的第一首开篇，还是出于同样的原因。
其次，《采茶词》是一组叙说茶事活动的诗，带有系列的连贯性，而且出自中国茶文化的发祥地———有名的松萝茶的产区。组诗通过采茶女对劳作过程的自述，次第叠现出产区的种茶环境、采茶时序、烘焙情境，真切而具体。
茶叶是中国原生经济作物，种茶制茶有着悠久历史。清中叶以降，从广州公行贸易到五口通商、沪甬开埠，茶叶和鸦片是中英印三角贸易中举足轻重的两大宗类别，二者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对19世纪的中西交往、中国社会和全球经济体系都产生了巨大影响。西方学者对神秘中华的好奇，对东方财富的贪欲，都与茶叶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1875年，英国皇家学会亚洲分会会刊曾发表过一份中国茶叶产区普查及红、绿茶主要品名报告，其中的“绿茶”一词被等同于“松萝茶”，其中提到“松萝是一座山名，据传为首次发现绿茶之地”。从文中可见，松萝茶不仅一度是徽州绿茶的代称，甚至中国绿茶的代称。所以卫三畏论述中国茶事，会将《采茶词》录入其中，以增强他自己著述中相关文字的说服力。1849年，英国汉学家、英政府首任香港最高法庭律师瑟尔(Henry Charles Sirr，1807—1872)在伦敦出版了《中国与中国人》，书中第二卷论及茶事的部分也节选了茂叟《采茶词》译文七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