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毒品,几乎每天都在挑动干警和民众的神经。
“太可怕了。这几年每到一座城市出差,都可以见到新型毒品的影子。”一位做啤酒生意的江西人老蔡直言,“K粉、摇头丸这些新型毒品的消费,在三线城市,已经到了明目张胆的地步。”
苏雷他们在卡拉OK房里刷K,已经习惯了服务员走进走出,有时还不关门。“没什么大不了。又不只是我们在玩。”事实上,服务员对这种行为已见惯不怪,甚至专门为顾客准备有盘子、吸管等配套用具。
氯胺酮这只奸诈的恶魔,到底以什么样的手段,穿透公安机关设置的天罗地网,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实现了对中国传统社会的全线渗透?一些人认为,新型毒品沿袭了传统毒品“低成本、高回报”的行业特性,故而能够在黑市中风行万里。
2010年7月2日,记者约见了22岁的湖南青年小王。一年前,他曾经在朋友的唆使下,在深圳和湖南老家从事过半年的毒品生意,后来在亲友的极力反对下金盆洗手。小王告诉记者,制作一克氯胺酮的成本也就十几二十元钱,但是,经过不同层级的分销商层层加价,最后到了苏雷那样的终端消费者手里,售价就高达四五百元钱,而品质好的货可以卖到600元钱,中间产出几十倍的利润。
这实际是一条联结着巨大利益的黑金产业链。“就拿K粉来说,不像海洛因那样,需要通过种植罂粟来提取原料。它只须利用溴代环戊烷、镁粉、乙醚和邻氯苯晴等化学原料,经过简单的工艺合成。上述原料不难买到,只要脑袋里装的不是糨糊,照着教材就可以马上学会。”小王说。
如果直接做大毒枭的下家,入行就更加简单。一般大毒枭都有自己的分销网络,从一线城市逐步向三线城市延伸,层层扩散,到了一些山区小县城,基本由一些小毒贩在交易。不同的毒贩之间划好山头,谁也不能随便踩过界。处在最末端的小毒贩,等同于一个送货者,只要身上有几千元,就可以入行。许多吸毒者,实际上也就是售毒者。
看似完美的链条以滚雪球的方式为这个黑色的产业积聚着财富。即使以每克500元人民币的售价来计,2009年全国缴获的5.3吨氯胺酮的产值就高达26.5亿元。有人估算,全国每年被新型毒品吞食的社会财富以百亿计。
新型毒品,成了一只专门吞噬青少年的恶魔。今年7月,阳东县公安局突袭合山镇一间酒吧,就一举查获35名吸食新型毒品K粉的人员,年龄都在18—22岁。
高危群体
苏雷是2009年秋开始接触K粉的。
那时,他在升中考试时名落孙山,不得不从“计划外”买进了本地一所二流高中,“情绪非常失落”。
入学不到半月,他便与班里一些成天在社会上混的同学打成了一片,经常出入娱乐场所、夜不归宿,也助长了苏雷寻刺激、赶时髦的心态。刷K和溜冰(滥用冰毒)作为当下亚文化群体常玩的游戏,自然搔到了他的痒处。一次体验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班主任曾经把苏雷的表现反映给他的父母。然而,其父母常年在东莞打工,家里也没更合适的长辈能对孩子实施管束,只能放任自流。
当晚一起玩的几名青少年,都有一个共同的身份:留守青少年。
苏雷所在的是一个落后山区县,低收入家庭主要劳动力异地就业的现象非常普遍。本地一所初中的老师告诉记者,他所带的班级,70%以上的学生家长,都常年在外打工。而据他了解,有些村庄的农民,外出务工的比例高达80%。记者从侧面了解到,该县总人口不到60万人,劳务输出的人口就有差不多20万,其中大多分布在农村。
这种情况在当下的中国农村并非孤立的现象。根据最新发布的《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显示,我国2009年流动人口达到2.11亿人。人口的大规模流动,给我们带来了许多社会问题,留守少年为其中最突出的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