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龙迪撷取的6个家庭范本中，有两对家庭，在原有家庭问题上，丈夫和妻子也因为无法调和孩子性侵事件带来的负面纠缠和冲突，而选择了离婚。
龙迪的研究显示，起初受侵女童对于自己受侵的事实并没有明显的“贞洁耻感”和创伤反应，导致受侵孩童形成退缩、疏离、低落、分离、厌弃等创伤反应特征，与不友善的外界评价和家庭内部支持系统丧失有着极大的关系。
一位来访的母亲曾大声哭泣着告诉李淑茜，“明明受害的是孩子和我们的家庭，为什么人们却将指责投向我们。”这位母亲曾试图勇敢地领着自己受伤的孩子出门，听见的却是村里人们“带刺和挑剔的议论”。
龙迪也遭遇过这样一个家庭，在得知女儿被老师性侵之后，夫妻俩愤怒的情绪无处宣泄，斥责女儿成了家常便饭，尤其是母亲，一想到女儿“被坏人欺负过”，便“指桑骂槐，暴躁、恶心”。
“性之耻掩盖了伤之痛。”这是龙迪实际研究中最痛心的地方。
社会二次伤害
案件调查取证过程从头到尾都变成伤害
青年律师罗玉在2009年加入陕西省妇联，成为权益部一名公益律师，主要代理儿童性侵案。在代理铜川“玲玲性侵案”时，罗玉不仅要克制自己在取证过程中遭受地方阻碍的愤怒情绪，“还必须冷静地提醒公安办案人员，要保护和尊重受害人心理的隐私权。”
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对于未成年人的取证记录必须在家属的陪同下才能进行，但在罗玉代理的儿童性侵案中，公安办案人员都是单独对孩子进行取证记录，“其态度的生硬和直截了当，直逼孩子重温噩梦。”
在审理海南万宁小学生性侵案中，一名网友曾用手机拍下当地派出所对6名小学生当日取证的情形，若干名女生蹲在问话室的房檐下等待已经进去的同伴，这名网友随即将照片发到网上，并对派出所的做法提出质疑，而发照片的网友也遭到了人们的谴责，照片随后被删除。
以粗暴简单的方式干预儿童性侵案，龙迪本人也极为反感，一次她参与一起案件，一名警察多次开着警车闪着警灯去受害者家中调查取证，“你这是对孩子的二次伤害”，龙迪终于忍不住对警察大喊。更有甚者，在另一例教师对学生的性侵案审理中，侵害者家属竟然直接冲进了派出所，对正在取证的女学生大声恐吓。
在龙迪看来，这种干预模式，对受侵孩子“从头到尾都演变成伤害”。（中新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