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求着我们收的”
“他们一开始是求着我们收的。”娄涛说，现在，那些参与强行送治吴春霞的警察和干部，都已经不再搭理医院了。
娄涛记得，接到周口市蔬菜派出所指导员张晓东的电话，是在2008年7月26日白天，“态度很好”，称要送治一个劳教人员。“我问他有没劳教手续，监护人的同意和以前的病历，他说都有，我就让他先送过来。”
为此，娄涛还留在单位加班。当晚，他等到了吴春霞及其嫂子王霞、警官张晓东，以及小桥办事处的一个干部。张晓东向娄涛出示了吴春霞的劳教决定书，她在2005年被周口市中医院诊断为“精神分裂症”的证明书复印件，王霞写的一份将吴春霞送治精神病院，“暂缓执行劳教”的申请书。
娄涛很快决定收治，原因是“手续很全”。自当晚起，一直到一年后被吴春霞告上法庭，他从未再想起这个病人。
在中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对精神病人强制治疗的规定较为笼统，仅见于刑法第十八条，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治疗。
河南省精神病医院《门诊相关工作管理规定》对上文中“监护人”的理解，来自《民法通则》第十七条。在娄涛看来，嫂子属于此法条中所谓的“近亲属”，“张晓东还说吴春霞没有其他监护人了。”
事实上，嫂子并非法律意义上的近亲属，而且，吴春霞虽然离婚，儿子未成年，但还有母亲。那张诊断证明书，也是吴春霞为了在离婚案中维权，在一家不具备精神病鉴定资格的医院作出的。
但她还是刚下车，就在河南省精神病院里拥有了一张病床，入院检查显示，她体格无异常，意识清醒，未发现感觉障碍及错觉，一直坚称被冤枉，“否认有病，无治疗要求”。
但她最终被诊断为“偏执性精神病”，每天吃药，一周两次过电针，对她来说，那是一段比梦魇更可怕的经历。
“精神病人都会说自己没病。”医务科长娄涛如此解释吴春霞的拒绝治疗，他说亲属可以自由探望，也可以决定是否继续治疗。但吴春霞及其姐嫂则表示，医院不许家属看她，她一直要求出院，得到的回答是“要跟公安局联系”。
病历显示，医院对吴春霞护理要求之一，便是“不得探视”。她的病情摘要则是，“反复告状3年”。
在多次以自杀相胁后，2008年12月5日下午，吴春霞结束了132天的“治疗”。小桥办事处支付了她产生的14758.70元医疗费，并接她出院。
是否精神病？无解
出院后，原本健壮吴春霞患上了高血压和高血脂，体重也比“治疗”前增加了20多公斤。在一次体检后，她开始为“被精神病”讨说法。
2009年5月，她将材料递交周口市纪检委书记杨正超。杨批示周口市公安局解决。一个月后，周口市劳教委员会撤销了一年前对吴春霞的劳教决定。在此期间，她还在周口市公安局内誊写了一份承诺不再上访的保证书，获得了3万元“困难补助金”。
维权计划渐次展开：2009年11月，吴春霞向周口市川汇区法院起诉河南省精神病医院和小桥办事处侵权。一月后，她又在同一个法院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警方于2008年7月16日拘留其10日的处罚决定。
两起官司一开始都被川汇区法院裁定不予受理，经过数次曲折，最后都由周口市中院指定沈丘县法院审理。2011年3月，沈丘县法院撤销了那份对吴春霞的拘留决定，她因此获得1423.3元的国家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