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正山
“板凳要做十年冷，文章不写一句空。”镇安中学高94届学生刘正山当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东北财经大学，自此走上学术研究之路。他耐得寂寞，潜心治学，善疑求真，独树一帜，已成为经济学界一颗闪亮的新星。他是国内“幸福经济学”最早的提出者与推动者，他的一些观点甚至得到中央部委的重视。
论文 从屡投不中到每投必中
十磨九难出英才。刘正山出生于旬河岸边的庙沟乡双喜村三组，家境贫寒，父母都是土里刨食的农民。刘正山很懂事，自小学习刻苦，上初中时在庙沟中学寄宿，考取镇安县中学后愈发努力，考取重点大学是情理中的事情。
刘正山读的是东北财大投资系。东北财大是全国四大财经院校之一，学术氛围浓厚，而投资系学术氛围最浓，出过不少学生学术明星，如董藩、郝帅等。大名鼎鼎的董藩是农村娃出身，上大学时就喜欢深入农村调研，发表了不少论文，一些文章曾引起中央领导的关注。
身处投资系，刘正山自然萌发了搞研究写论文的念头。他的目的很简单，论文发表了，可以赚稿费，他可以靠这笔钱生存，更何况有了科研成果，毕业分配时可以找到更好的工作或者保送读研。
刘正山锲而不舍地苦苦钻研，撰写出的论文却屡投不中，有半年时间几乎每周都收到退稿。好友沈悦劝他：“同学们都在说你的风凉话，讥笑你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你学习功底不错，屡投不中就死心了吧，何苦一条道走到黑？”
刘正山打算放弃，但又不甘心：为什么别人行，自己不行？他意识到，可能是方法有问题。
于是，刘正山拿着论文去找当时在学校执教的董藩教授请教。董藩仔细阅读了刘正山的论文，说：“你以前走的路子是错的。首先，写论文需要明确论文的要求，就如不同行业的专业习惯一样。谈一个问题，要先讲述这个问题的研究现状、问题所在、问题产生的原因、如何解决问题。其次，一篇论文只能谈一个问题，比如你的这篇论文可以拆成两篇，一篇讨论户籍制度，另一篇分析农村土地制度。第三，不同学术杂志的风格是不同的，你要先看看它刊载的论文，研究刊物的口味，有针对性地去写。”董藩拿出自己很得意的论文《不同社会形态下的劳动力商品交换关系考辩》，一段一段地读给刘正山听，并讲解行文的各种要点。
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刘正山顿时豁然开朗：做学问，方法非常重要。他用了不到一个星期，就将两篇文章修订完成，不久，分别发表在《当代管理研究》和《兰州经济研究》上。
此后，他的论文几乎每投必中。
董藩很喜欢刘正山，经常带他去家里吃饭、聊天。董藩经常跟刘正山说的一句话是：“做学问的目的不是为了发表论文，而是为了让思想转化为社会经济效益。”董藩让刘正山试着写策论，发内参。内参，即为党政机关一定级别干部提供决策参考的内部刊物。
当时，中央提出国有企业的改革思路为“抓大放小”，刘正山觉得这个提法有些瑕疵。如果一家国有企业处于夕阳产业，但因为它在规模上是“大”企业，而予以保留或重点扶持，那么，不论国家投入多少，也难以扭转它的颓势，这样的企业最终将被淘汰；而有的国有企业，虽然规模“小”了点，可是它处于朝阳产业或者要害领域，如果将它“放”了，岂不可惜？于是，他提出应当“抓主放次”、不以规模而论的观点，撰写成策论《对辽宁省国有企业改革的四点建议》，1997年初发表在辽宁省委、省政府的内参上。时任辽宁省委书记顾金池作出批示，认为很有参考价值，建议相关部门研究落实。此事后来被《大连日报》、《团结报》、《辽宁政协报》等媒体予以报道。刘正山的名字，第一次被记者写入新闻稿。
过了几个月，董藩告诉刘正山，这篇文章被中共中央统战部的内参《零讯》转发了，发给省级以上领导干部参阅。董藩惺惺相惜地笑着说：“你是我们学校第二个论文被中央领导重视的人。”
这一年年底，董藩想撰写一本学术专著，书名《土地利用、土地管理与土地市场运行》，邀请刘正山撰写其中的三章内容。这是刘正山合作写作的第一本书。1998年初，此书由内蒙古大学出版社出版，并获得辽宁省社科联学术著作二等奖。
1998年，刘正山大学毕业，由于科研成果突出，扬州大学聘用刘正山担任该校教师。
刘正山的学术著作
北漂 从颠沛流离到三任编辑
因为痴心学术研究，却苦于扬州大学图书馆藏书太少、查阅资料受限，刘正山在扬州大学执教不到半年，便选择了辞职，成了“北漂”。
北京是全国政治、文化、学术中心，作为本科生的刘正山再有能耐，在京城也难免沦为泯然众人，生活一时陷入困境。
当时，外地户口的人在北京工作，必须办理暂住证，否则将被强制集中到北京的昌平做苦力，赚够路费之后，遣送回原籍。除了户籍歧视，在很多单位，外地户口的人只能做“临时工”，也就是说没有正式编制。虽然所从事的工作同正式工一样，但“临时工”不仅工资低，也没有社保、住房公积金等。刘正山就做过半年的所谓“临时工”——在一家报社作编外编辑，工资每月仅800元，比正式工低一半，也没有稳定住所，经常搬家，从一个出租房搬到另一个出租房。
从工作稳定的大学教师到居无定所的流浪者，这种现实落差，让刘正山极为失落，但他觉得人应该保持平和的心态，沦为“愤青”不值得，要能够拿得起放得下。如果你不能改变体制，要么“用脚投票”，离开它；要么你想办法改变它，或者适应它。
通过大大小小的人才市场和各种人才交流会，经过长时间的苦苦寻觅，2000年刘正山进入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工作，当了一名编辑。
以前只是写文章，现在却是编辑别人的稿件，而且是在中国最权威的新闻机构做编辑，刘正山倍感压力。但他又很幸运，他的上司张彬(现任新华社新闻信息中心副主任)以及任正德(《中国证券报》的创始人、社长)等人，从给文章取标题到文章的布局、行文，乃至标点符号的处理，无不悉心指导。在这些顶尖高手的指导下，刘正山的写作能力有了质的提高。这期间，刘正山撰写了诸如西部开发是否应当“资源换资金”、中国股市是否是赌场等内容的文章，有的刊发于新加坡《联合早报》之类的国外媒体，有的则刊发于内参上报中央领导同志。后来，有好事者梳理总结的《中国50位新锐思哲编辑记者》名录，刘正山名列其中。
2000年底，搜狐网的胡彬邀请刘正山出任搜狐财经频道的主编。新华社的几位老同仁坚决反对，认为这种行业没前途。有位老编辑苦口婆心地劝他：“你在这边好好干，好好练英语口语，过几年将你派往国外，你的前途将不可限量。”
可是，搜狐的诱惑还是很大的。当时，搜狐已经是中国互联网的翘楚，而网络也是非常时髦的行业。刘正山思之再三，终于下定决心去搜狐。毕竟，自己还很年轻，应该尝试一下。
当时，搜狐财经是一个相对独立的部门，地位比其他的频道高，但是内容比新浪财经略有差距。刘正山执掌搜狐财经频道的第一天，财经首页(Index)的访问量就由9万跃升至17万多。由于工作出色，尽管任职时间很短，搜狐的副总裁钱中山还是为刘正山争取了一个年中特别奖励。
人生经历中的每一步，似乎都不可或缺。如果不是在新华社练就的编辑能力，网络工作很难取得突破。刘正山清楚地记得，他在搜狐发稿量最高的时候，一天发170多篇。当然，搜狐的工作亦为刘正山后来的学术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为负责财经频道，刘正山需要对经济的各个领域有所了解；而每天的工作，也让他在不知不觉中潜移默化，理解了很多行业的运行规律。
互联网的编辑工作，是高强度的。当时，刘正山经常与朋友们开玩笑，自嘲说自己从事的是农民工工种，整天“吭哧塞”(Ctrl+C，即电脑的快捷键“复制”)、“吭哧喂”(Ctrl+V，即电脑的快捷键“粘贴”)，而且还是吃“青春饭”。网站不同于报纸，网络需要保证至少从早上7点到晚上9点左右更新内容，周末也不间断；而报纸只是定期出版。所以，网络编辑的工作一般是三班倒，上班期间持续不间断地发稿。
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学术梦早已束之高阁，刘正山只能偶尔写点儿评论和随笔。让人惊奇的是，此时董藩组织出版一套经济学丛书，刘正山竟忙里偷闲，应邀撰写了其中的一本《房地产投资分析》，此书很快成为热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