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明霞
江平同志
江平和儿子江榕筹资修建的从腰市街到张墹村的乡村公路
2022年1月21日下午，中共中央统战部原副部长江平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2岁。噩耗传至家乡，一时勾起了商洛人对江平同志的哀思和回忆。
商洛是一片红色热土，这里的民众接受马列主义的影响和开展革命斗争的时间比较早，也比较长。从土地革命到解放战争，我党组织的革命活动和红色武装，在商洛开展的艰苦卓绝的革命斗争从未间断。一群群山区青年加入了革命洪流，有不少人冲破各种阻力，“组团”奔赴延安。在这支风华正茂的队伍里，有一个精明干练的青年名叫江平。
江平原名张昆峰，商州区腰市镇张墹村人。他幼年丧父，15岁那年和三个兄弟分了家，与母亲相依为命。艰难的家境，并没有影响他对文化知识的渴望，对民主自由的向往。
1936年底，江平在黄川高小读书。12月12日发生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为防亲日派何应钦的“讨伐军”进犯西安，红十五军团按中共中央部署，从甘肃的甜水堡、宁夏的盐池地区，星夜兼程回师商洛。红十五军团的指挥部就设在商县中学。当时，腰市紫峪川也驻有部队，江平的家里就住了一部分红军。少年江平从一位指导员那里知道了一些革命道理，第一次接触到抗日爱国思想。此后，他开始与本乡的进步青年不断交往，经常阅读进步书刊。
1937年初，江平转学到商县背街小学(城关小学)读完高小，秋季考入商县中学简师班。在商县中学，一些见多识广学识丰富的进步教员给江平留下了深刻印象。“蒋雄影夫妇是很好的，他们都是东北人。蒋先生给我们教语文，蒋夫人教音乐。蒋夫人在教唱《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的时候，声泪俱下，引起上课学生泣不成声，其感人情景至今仍然不能淡忘。”(摘自牛一著《风雨潇潇》一书，作者曾拜访过江平)
“七七事变”后，全面抗战爆发。迫于全国民众的压力，蒋介石终于同意与共产党合作，枪口一致对外。红军在陕西三原县改编为“八路军”，过黄河奔赴抗日前线。商中的热血青年群情激昂，不少人私下商议决定奔赴前线杀敌报国。
当时的商县中学，在王柏栋领导下已秘密发展了80多名民先队员，他们写文章、贴标语并组织师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救亡。尤其是当时任民运科长的王柏栋，在商县中学开大会演讲，把商县中学的抗日救亡活动推向高潮。此时商洛的国民党当局，却是明一套暗一套，他们反对动员民众全面抗战，担心学生被共产党利用，超出了他们的控制范围。当时的校长、训导主任和童子军团长秉承上意，想方设法破坏学生的救亡运动，除造谣、围攻外，竟动员童子军手持木棍把守过街楼，阻拦简师班学生上街游行宣传抗日。
面对这样的粗暴行径，商县中学的进步师生毫不退却。在进步教师赵子衡带领下，江平和同学们参加了第一次学潮。商县中学的学生全部罢课，并派刘丹东、屈必达等代表到商洛专署和县党部请愿，提出“全力支持简师学生抗日宣传的爱国行动，增加抗日书报、杂志，驱逐贪污公款的汉奸校长和童子军团长”等要求。国民党第四区督察专署和县党部慑于师生们的正义要求和社会舆论的压力，答应了学生的要求。
1938年4月，国民党地方当局秉承商洛地区专员的旨意，串通校方，不仅在学生中发展由他们操纵的所谓“抗先”队员，大搞军训，以对抗我地下党领导的民先组织，还公然无故开除了奔赴抗日前线、途中受阻返校的爱国青年刘丹东、刘福伟同学的学籍，因此，商县中学又爆发了第二次学潮。江平和他的同学在地下党员和民先队员组织下，罢课、演讲、游行示威，大家高呼“反对奴化教育”“我们要抗日”“强烈要求收回开除爱国学生决定”的口号。经过一个多月的斗争，在各界进步人士的声援下，终于赶跑了训导主任，迫使学校撤销了迫害学生的决定，刘丹东等同学得以重回校园。
1937年寒假时，江平参加了旅省同学工作团。这是商洛地区一些在西安读书的进步青年组织的团体，任务是采用演戏、说唱、讲演等形式，到各个乡镇宣传抗日救亡的道理。活动期间，江平和几个关系要好的同学商议一块去延安。由于母亲难以割舍母子亲情，舍不得小儿子远离家乡，因而未能成行。
1938年春天，已进延安抗大学习的魏振业、闵思颜同学，给江平寄来抗大和陕北公学的入学介绍信和延安的一些进步书刊。江平的大哥和其长子张翼珍看了介绍信后，热情支持江平前往延安，母亲此时也就不再阻拦了。
1938年7月，江平奔赴延安。他和部分同学先到西安八贤庄八路军办事处报名，被分配到陕甘宁边区旬邑县看花楼陕北公学分校。与江平一起约30多名同学，高高兴兴地向旬邑前进，不料到咸阳后，却被国民党地方党部的人粗暴扣留。
几十名同学被关在一所小学校的院子里，他们感觉情况不妙，就商议推举江平和一个叫江深的云南籍同学作为代表，去和国民党党部的人交涉，坚决要求放行。整整大半天，从中午吵到夕阳西下，还是毫无结果。后来，这所小学一位好心的老师悄悄告诉他们说，你俩的同学已被国民党军警强行押走了。江平和江深急忙连夜步行，从咸阳赶到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报告情况，请求营救。“八办”多次交涉也没有结果。事后得知，这批同学被押上火车送往河南国民党某军校时，大部分同学或跳下火车，或逃离军校，先后冲破国民党的阻挠到达延安。
江平和江深经“八办”再次组织，一行20多人于8月下旬到达旬邑看花楼，编在陕北公学43大队。江平被选为大队学生会负责人，10月份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又进中央党校学习。
在延安，江平遇到几乎和他一前一后到达陕北的邻村青年杜景。杜景在创建陕南根据地时返回商洛，后又接应中原突围部队进入陕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曾任商县公安局局长。
江平到陕北后，先后参加了大生产和整风学习运动，从事过党的青年工作及情报和保卫工作。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长期从事民族宗教工作，著有《民族宗教问题论文集》《当代中国的统一战线》等，主编出版《全国民族问题文献汇编》《西藏民族问题文献汇编》等文献资料。
在北京工作几十年的江平，心里始终牵挂着家乡的父老乡亲的日常生活、孩子们的文化教育、农村的经济建设。他曾6次回老家看望乡亲、体察民情，两鬓斑白，乡音未改，与左邻右舍谈笑风生，并且告诉嫂子和侄子，他最爱吃的还是家乡人的招牌饭老杂面、豆面汤。
1992年，江平牵头组织香港商人沈炳麟捐资25万元，为原李庙乡中心小学修建教学楼一座。1994年，他又多方联系，争取到资金6万元，为张墹小学建成8间砖木结构的教室，结束了娃娃们一直在旧家庙里上课的历史。2005年，江平夫妇拿出几十年省吃俭用的积蓄以及子女的孝顺钱共计45万元，为张墹村小学重新修建了一座685平方米的主教学楼和245平方米的5间2层教职工宿办楼。
江平在写给侄儿张翼翔的信中说：“这是我们的一点乡情，是对辛苦一生的老母亲的纪念，是对家乡父老兄弟的一点关爱，是对本乡本土的依恋之情。我一生没在家乡工作过，没有为改变家乡的贫困面貌出过力，这样处理，也是我们一种小小的补偿和夙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