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悲鸿先生是一位“写实主义”绘画大师和卓越的美术教育家,也是一位与众不同的中国画收藏家、鉴赏家。在20世纪西风东渐的艺术变革中,作为“中西融合”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他既不赞同有些人全部采用“欧洲写实主义”的做法,也不赞同有些人排斥文人画的优秀传统,而是以“六朝唐宋”院体画为本,在中国优秀绘画传统的基础上,汲取“欧洲写实主义”的长处,融合而成徐氏“写实主义”。这份艺术理想,既在徐悲鸿的美术创作和美术教育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也贯穿在他的中国画收藏和鉴赏中。在纪念徐悲鸿逝世60周年之际,值得再次回望之、思考之。
写实之道
徐悲鸿生前收藏有唐宋元明清的作品1200余幅,人物画、花鸟画、山水画兼具,现皆陈列于北京的徐悲鸿纪念馆。人物画既有直接取材现实生活的作品,例如清《胡公寿夫人像》,也有表现宗教和神话题材的人物,例如唐《八十七神仙卷》、清《女娲炼石图》,还有表现历史人物题材的作品,例如宋《朱云折槛图》。花鸟画和山水画工笔、写意皆备。这些题材和表现形式,在徐悲鸿看来都可以是“写实主义”的。相对欧洲以现实生活中的人物为模本的写实主义绘画,徐悲鸿对“写实主义”概念的认识是扩展的,并有着自己的理解。
“写实主义”最早是欧洲文艺理论术语,侧重对现实生活中真实细节的表现,但徐悲鸿看中的是欧洲“写实主义”坚持写生,专“体物之精”、“构境之雅”的精神。他认为这种精神与中国传统优秀绘画的精神是一致的——意境、概括能力、画龙点睛等,这是徐悲鸿最为肯定的中国画特色。
徐悲鸿将其藏品分为“理想派”和“写实派”两大类,关于二者之间的异同,他在《美的解剖》一文中说:
美术上之两大派,曰理想、曰写实。写实主义重象,理想派则另立意境,惟以当时境物,使其假借使用而已,但所谓假借使用物象,则其不满所志,非不能工,不求工也,故超然卓绝。
徐悲鸿所谓的“写实派”,反映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对应的是以形写神、注重形象刻画、严谨工致的院体画。徐悲鸿所藏人物画多为院体画作品,以工笔设色为主。他还将《八十七神仙卷》和《朱云折槛图》视为中国艺术之“二奇”、写实之典范。清代画家中,他最为推崇的是写实功力深厚的任伯年,因此在《徐悲鸿藏画选集》中,收入的任伯年作品竟达24幅之多。
徐悲鸿所说的“理想派”,在中国传统绘画中,对应的是以神写形、重意境、逸笔草草的文人画。他认为此类画作虽以粗笔为主,但并非“不能工”,而是为了充分抒发画家的情感而“不求工”,这是建立在“写实”基础之上的概括表达,与他主张“写实主义”应把画家的主观意图表达给观众的理念是融通的。正因如此,徐悲鸿将中国的山水画、花鸟画与西方的“自然主义”风景画作了观念上的区分。他认为欧洲的自然主义是客观现实的再现,是对自然的照抄,没有创造性,也没有生命力,是不能把画家的主观意图表达给观众的,是对“写实主义”的反动,在精神上不同于中国山水画、花鸟画。
由此可见,徐悲鸿的“写实主义”观念不在于题材的选择,不限于技法的表现,而是着眼于生活、造化、艺术、情感,并以“忠诚写出,且有会心,故能高妙”,“成独旨”,达“至美”等为评价标准。徐悲鸿也是以这些标准来收藏中国画的,所以,他对中国传统文人画与院体画兼收并蓄,并对历代优秀文人画家予以高度评价,对那些“每画一笔都有出处”只知临摹没有创造的画家则坚决批判,更谈不上收藏这些人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