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遗体保护难于遗物保存。其一，尸体类文物的收藏成本不但高于一般的玉石文物，还远高于医学院的人体教学标本。其二，更重要的是遗体是有机质文物，不像无机质的金银珠宝，保护难度相当大。当年北京定陵挖出的帝王遗骨和长沙的马王堆女尸，都有过苦于收藏和难以保护的教训，即便像秦俑坑那样的土质遗址还出过48种霉菌。上海明墓出土女尸在没开棺前脸呈白色，开棺后脸色迅速变黑，又是一个人为导致变质的实例，说明以现有的保护能力，我们实在还做不到让出土文物不发生变化。与其不能完全原样保护，还不如还原于地下环境，留待未来保护技术实现突破时再挖，才是最有远见的保护，这早已成为国内外不主动挖帝王陵墓，甚至普通墓葬的“潜规则”了。
三是要为子孙而考古。长期以来，在不少人印象中，一直以为上海是无古可考的地方，甚至还说上海市区是从一个近代小渔村发展起来的近现代殖民地城市。其实考古发现早已推翻了这个旧有的思维定势，这次挖出的明墓，就是一个实证。但是因此就要把上海地下的重要文物古迹都挖出来，还是把重要的发掘留给未来的考古学家呢？这不仅是现有保护技术存在不足的问题，还有我们的研究能力也存在局限性的缘故。像上海发现的明墓，既无墓碑，又无墓志铭，身份也无法确定，两具并排女尸的相互关系也不是一时能解。这都令考古学家越来越感到，墓葬中的古代信息不是我们挖出来后便能一一破解的。所以，相信后人的解读能力超过先人，不但是我们必须承认的客观规律，还是对我们能否正确认知自己时代局限性的严格考量。
四是为子孙保留现在，为未来保存过去。上海成陆历史是逐步由西向东的过程，在浦东和虹口等沪东沪北区域，虽也曾出土过唐宋时代的遗物，但总的看上海古代遗存分布，是西南部早而多，东北部晚而少。这次发现明墓的肇家浜路和徐家汇路沿线一带，虽说属于市区西南部，并且常见古墓甚至墓群，但若比起青浦和松江等更西部的可早至汉代和史前的文物藏量，毕竟是小巫见大巫，小马配大车了。上海市区考古资源有限，上海文博部门回埋普通明墓，看似小事，却实在是珍惜市区有限考古资源的重要举措。
无论是从文物保护的角度，还是从考古伦理所涉及到的文化世俗传统方面，近些年来，有越来越多的古墓不再被一味地发掘，哪怕是以科学考古的名义。挖到古墓要回埋，挖到遗迹也要回埋，也不仅是上面提到的几例。比如，就在上海明墓回埋之后，上海还先后回埋过上海北外滩建筑工地发现的明代古墓群，上海世博会浦西展馆建设工地发现的清代古墓葬等；北京也曾将拓印完毕的辽金石经，重新归藏地穴。浙江宁波1995年在象山滩涂上发现的一艘近700年的明初海船，不但是宁波目前发现的最大古船，在国内也少见。当时负责这项工作的宁波文物考古所所长、现任上海市文物局副局长的褚晓波说：“大型古船在水里埋藏了几百年，出土后含水量极高，一旦与空气接触或经太阳暴晒，水分蒸发后很容易造成木质开裂。这艘古船长23米，修复后可达26米，但由于当时保护手段、存放条件都非常有限，所以只好把它重新回埋到水下。”
挖墓回埋，这个过去我们很少听说过的考古新名词，正在成为考古人员运用越来越多的作业方式。不愧对祖先，不留憾子孙，能不挖尽量不挖，能保护就不断保护，无不展示着考古学家的公共职责、文化追求和历史情怀。（中国文化报）